学生欺凌是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可能存在。轻则令受害人留下痛苦、屈辱的早年记忆，成年后依然难以释怀；重则令受害人失去生命，或者留下残疾，形成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学生欺凌包括同性之间与异性之间的两种，有身体欺凌、心理欺凌、性侵犯等多种形式。近年来又出现在QQ群“公开处刑”，令当事人“社会性死亡”等多种网络欺凌形式，令受害人苦不堪言，甚至会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有些地区已因此发生未成年人不堪诽谤、侮辱，愤而自杀的事件。

一般而言，欺凌可能发生在校园内或校园外两种环境。校园外又可分为上学、放学路上的随机欺凌、“顺便”欺凌，以及将孩子预约或胁迫到某一场所的欺凌。从校园内欺凌发展到校园外欺凌，以及从随机欺凌发展到带至特定场所欺凌，这些都是欺凌行为升级的表现，其中的变化是值得家长和老师们关注的。

一、学生欺凌是怎么发生的？哪些孩子容易受到欺凌。

发生学生欺凌的原因很多，有学生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被欺凌者各个年龄层次的学生都有，男孩女孩都有可能成为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一般而言，年龄越小越趋向于同性之间的欺凌。另外，被欺凌者有一些共性，主要可分为外部环境特征和内部心理特征。

（一）外部环境特征主要表现为被欺凌者失去了向家庭和学校求助的欲望。

首先，父母或长辈站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欺凌行为，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打打闹闹很正常”“我们小时候也这样”“这种事情你让我跟老师怎么说”等等，令孩子在内心丧失了向家人求助的欲望。有些受害人家庭通过回忆，发现之前孩子留下了很多求助的蛛丝马迹，往往会痛心疾首地追问“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呢？”殊不知，孩子与家长的沟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带有预测性。由于不希望和家长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听到不喜欢的说教，所以会基于对家长性格的理解而作出预判，推测家长对此事的反应，从而决定说还是不说、多说还是少说、明示还是暗示，这是很多家长注意不到的。

其次，老师或学校相关人员将孩子的求助视为“真矫情”“就你事情多”。和家长相似的是，老师是成年人，面对孩子世界的“冲突”会有种不以为然的感觉，会在潜意识中期待受害人“自己坚强一点就可以了”，殊不知，正是这种加诸在受害人身上的不当言论令其断绝了本可求助的道路。为什么很多人一遇到事情首先选择报警？就是因为警察一般不会说报警人“大惊小怪”，警察总是会认真对待出警的事由，这个态度帮助很多受害人增强了求助动机。

欺凌是一种特异的群体行为，不能以一般的人际关系法则来推断，比如：

“为什么你跟他们所有人都玩不好？”——（受害人内心呐喊）：“因为他们恰恰是合伙来欺负我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要好好从自身找原因！”——（受害人内心呐喊）：“他们就是一个巴掌也能响的，我越不回应，越是激怒他们。”

（二）内部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被欺凌者沉默退缩、不善于求助，且对欺凌者的欺凌行为有终止期待等因素。

首先，学生欺凌当中有外部缺乏回应的原因，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很多时候，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的。一些校园欺凌受害人在被害或自杀后，人们总是能回忆起他们有一些愤而表达的时刻，比如在朋友圈说“真想死了算了”“我命由天不由我”“我梦到我杀人了”等等，这是一种在无助中尝试求助的行为，也是一种无意识“筛选”救助者的行为，如果此时有一位老师留言问一下“同学你怎么了？”也许他就会成为孩子心目中“入选”的救助者，因为他具备一种“本来无他无关，他都愿意来询问”的性格特点，这样的人，更可能帮助到受害人。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筛选”是下意识进行的，但受害人的意识层面，其动机是薄弱的，所以成人尤其应当采取主动关心和追问的态度。

其次，欺凌者的心态是一步步强化起来的，由于在早期力量强大（比如人多），所以受害人没能鼓起勇气反抗或举报，从而一天天助长了欺凌者的嚣张气焰。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心理状态不是受害人完全能够共情到的。在受害人眼中，始终都是“我今天忍一忍，今天就过去了”“昨天他还打了我，今天我运气好，没有被打”“等我们毕业了，噩梦就结束了”，因此他们对欺凌行为的终结是怀有期待的，有时会不恰当地将自己的配合、不反抗视为在努力争取早日结束这一切。更有一种欺凌者是软硬兼施、“双向控制”的，当他们发现受害人的忍耐到达极限时，还会采用一些欺骗和安抚的语言将对方“稳住”，这也使得受害人有时会令人费解地跟随对方来到无人目击的险地。

第三，人类在遭遇无法逃避的伤害时，会强迫自己进入一种“解离”状态，专业上称为“创伤解离”，也就是内心不自觉地脱离“此时此地”，感觉那个受到伤害的“人”不是自己。这在遭遇家暴中身体虐待、精神虐待和性虐待的受害者当中较为常见，当受害人是未成年人时，又由于心理发育尚未完成，导致解离成为性格的主导因素之一。其危害是：身边的大人和同学感觉到他越来越“不靠谱”“大脑不在线”“叫人难以理解”等。此时通过科普，家长应及时带受害人接受心理治疗，修复创伤带来的“解离”状态。

二、欺凌者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欺凌者的动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话题，应当说，我们有多不理解受害人为何不求助，就加倍不理解欺凌者为何变本加厉。不同的欺凌者有不同的动机，有的出于经济目的，有的由于争风吃醋，有的因为个人恩怨，有的则纯粹满足于恃强凌弱。有的长期针对某一两名受害人，有的则对弱势同学无差别伤害。总体而言，欺凌者的心理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崇尚暴力。暴力有两种使用模式，一是现实层面的，就是用暴力解决具体问题，比如勒索钱财、替人出头、赶走情敌等等；二是心理层面，就是在内心深度认同了暴力带来的成就感和掌控感。相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加可怕，也更令人担忧。同时，这两种模式在长期欺凌者身上会彼此共存、交替演进。一个曾经以折磨同学为快乐的欺凌者，发现受害人唯命是从，于是发现了“财路”；一个长期勒索同学的人体验到了高高在上的威风感，这种感觉是钱都买不来的，慢慢变成没有任何缘由地将受害人喊来“找感觉”，或是在同学群体面前耍威风。当这两种心理模式合流时，欺凌者会进一步扩充实力，人数上会有增加。

第二，不道德行为的“合理化”心理。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人类在实施不道德行为时的八种道德推脱机制，这些都是无意识层面对自己不道德行为进行“合理化”的机制，其中多种机制均被长期欺凌者所采用。比如其中一种叫做“非人性化”，意思是伤害他人时，并不将对方看作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亲人疼爱的人，而只是他施加凌虐的客观对象。这进一步降低了欺凌者的道德认知水平和心理共情能力，将其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受害人由于恐惧和长期被伤害之后的被迫麻木（以降低伤害的痛苦感）而被欺凌者解读为“他本来就不是人，你看他都不哭”，进一步强化他们对受害人的“非人性化”。

三、怎么判断和发现自己的孩子被欺凌了。

首先，和父母平时就有畅快沟通的孩子，基本上不会被欺凌。无论他是被恐吓了、被欺骗了，还是遭遇了难以启齿的屈辱经历，假如他回到家就能体验到满满的安全感，那么他能够向父母说明一切。假如他没有说、不愿说，但父母比较敏锐，发现了端倪，那么应当认真追问，有些孩子的心理防线就是在父母的温情关怀下“决堤”的。

其次，孩子遇到大事反而不跟家长说，这其实并不罕见，很多关于孩子的“大事”都是在出了事情之后才被父母知晓的。孩子的世界时常充满了压力，和父母坦诚自己面对的一个巨大麻烦，有时是一种难以排解的心理压力。内疚（我又惹出事端了）、悔恨（我被骗了一千多）、羞愧（我被人脱了裤子打）都会令他们不愿启齿，即使这是一个安全、温暖、有爱的家庭，也可能惊讶于孩子“有事不说”。这里希望父母们注意的就是，敏锐地观察和主动地询问是必要的。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体验：在外面受了欺负，忍着不哭。一路走回家，心里想着，回家也不哭，也不说，结果意外地，妈妈一问“你怎么了”，突然有种力量让我们无力再去坚持，万般委屈全部宣泄出来。

最后，一个小小的询问技巧：假如你的孩子就是不愿意开口，你可以说“我是你的妈妈/爸爸，我感觉你遇到了烦恼，我也能理解你不想重复这个烦恼的心情。但你是我的宝贝啊，我对你的担心你总是能理解的吧？要不这样，你只告诉我，你遇到了哪一类的事情好吗？我答应你，知道了事情的类别之后，你不愿意说，我就不追问了。”在这个不算为难的要求面前，孩子会告诉你他遇到了什么。

同时你也可以引导他一下：“比如……你遇到的是被老师批评呢？还是跟同学的关系问题呢？或者，是喜欢上了某个人呢？还是说……有人欺负你呢？”这种罗列式的问话方式有两个好处，一是孩子的戒备心理会降到最低，二是当她/他听到爸妈提供了一堆错误答案时，会很想至少纠正那些错误的猜测，此时他就已经“说出来了”。当他说出了“类别”之后，后面会更有动力聊下去。当然，假如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就不要为难他，永远不要让孩子因为自己隐瞒耻辱的经历，而遭受指责。

四、面对欺凌，成年人应该怎么做？

校园内欺凌一般表现为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进行殴打、折磨、侮辱、勒索等行为。对此，校方应做到：一是“阳光洒满校园”，除卫生间等尊重个人隐私的场所外，其余涉及学生的活动场所一律安装视频监控，既起到震慑作用，也起到保留证据的作用；二是对不宜安装监控设备的场所，应派成年人以执勤值班的方式，时常进入卫生间等区域巡查；三是塑造广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其朴素的正义感，将校园霸凌与正常人际冲突相区别，鼓励学生发现一起举报一起，消除学生将举报欺凌现象跟“向老师打小报告”混为一谈。

校园外欺凌的预防主要靠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完成。虽然看上去校外欺凌环境未知，预防工作更加复杂，其实不然。孩子离开学校后，他的去向理应有合理事由，家长也理应关心与掌握。对低年龄学生，家长应尽量做到亲自接送，除起到避免被欺凌外，也起到保护孩子免遭交通事故或街头诈骗的侵害；对年龄较大且愿意自行上下学的，应要求其结伴（至少二人）同行并乘坐公共交通。沿途欺凌的行为动机往往带有随机性，有成人或同伴陪同、公共场所人多，都会令欺凌者动机降低。

针对预约、胁迫型的校园外欺凌，家长、老师应将重点放在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异常和行为异常等方面。如孩子被同学相约出门，但一点也不开心，反而心事重重；再如孩子每次总是跟父母要求拿钱出门，但是又说不出来到底做什么用，应对时支支吾吾。此时家长就应当有所警觉，用前述的方式询问。校园外欺凌行为不一定发生在同班、同校关系之间，也可能是面临了校外人员的欺凌，这些都需要成年人尽快掌握情况。

一个最基本的法则是：未成年人脱离父母的视野，就算是出于尊重其隐私，不去一步步逼问，但重要信息还是应当让家人知晓。询问时可以采用类似上述“类别询问”的方式，也就是说“去哪里、和谁在一起”这些问题，无论如何都应当掌握。相比较那些基本上不允许孩子出门的家庭而言，能够批准孩子出去玩的家庭，完全可以订立一个“家庭规则”，或是“亲子契约”，即“无论谁出门，都要跟家人交代一声去哪里、做什么事”，并且父母主动以身作则，出门买个菜也跟孩子说一声，以此建立孩子外出报备的意识。

最后，关心孩子的成长，除了保护她/他不受伤害，也应适当关心其人际交往，建议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在周末、节假日、孩子生日等时间组织多家庭亲子游，或是邀请孩子的朋友到家里聚餐、玩耍，这样父母可以对孩子最好的几个朋友有所了解。这样做的好处包括：一是孩子出门时，假如不是和最要好的朋友见面，那至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不是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二是一旦孩子失去音信，至少有几个好朋友会帮助回忆，并且不会隐瞒；三是假如平时孩子根本就邀请不到任何朋友来家中玩耍，父母应警觉其在校内缺乏友谊支持，应鼓励或帮助其建立起良好的友谊。

五、孩子怎样学会保护自己？

前面我提供了很多分析和建议，这里我只想写一句。

请告诉孩子：面对欺凌要勇敢地对父母、对家人、对老师、对身边的朋友说出来，就足够了，其他的交给警察！

（作者：钱云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