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红网联合十省区高校推出《红星照耀中国——十省区大学生重走长征路》融媒体报道。今年5月至9月，历经资料查找、实地踩点、深入采访，十支青年学子队伍奔赴长征沿线重要节点，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笔墨书写记忆，以镜头定格瞬间。当青春足迹叠印先辈征途，历史与现实在此刻交汇。本期我们走进吴起县，站在胜利山的石阶上，算一算那7000多人走到终点时，行囊里还剩下什么。

翻越皑皑雪山，跨过茫茫草地，把金沙江的浊浪甩在身后，把大渡桥的铁索冷光刻进眼底。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10多天前，他们刚翻过六盘山，毛泽东在马背上吟出“不到长城非好汉”时，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2026年7月，我们背着塞满水壶和笔记本的背包，站在了吴起县胜利山的山脚下。今天的吴起县，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的吴起镇。出发前，带队老师给过我们一组数字：二万五千里，十一个省，十八座大山，二十四条大河。真站到山脚下，我们想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1935年10月，这支队伍走到吴起的时候，身上还剩下什么。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从8.6万到7000多人：减下来的，和剩下来的

胜利山脚下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从山脚到山顶的长征胜利纪念碑，一共250级台阶，一级台阶对应着长征路上的一百里。台阶中间铺着红色大理石，刻着红军长征的时间轴，最后一格停在“1935.10.19 吴起”。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历经千难万险抵达吴起，两天后又在胜利山击退尾追的敌军，为这场举世瞩目的战略转移画上句号。

可他们到这里时，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于都河出发时有8.6万余人；1935年10月19日踏上吴起这片黄土，全队只剩7000多人。这7000多人要住下的吴起镇，当时只有11户人家。窑洞腾空了也住不下，很多人夜里露天宿营。

身上的家当，也已经见底了。当时已是深秋的陕北，不少人还穿着单衣短裤和磨穿了的草鞋，枪里的子弹凑不出几发。也就在这几天，吴起周围三个乡的群众牵驴拉马，送来小米、荞面2.8万斤，猪50余头、羊270余只。而这组数字，是中央红军供给部两三个月后付钱时一笔笔统计出来的。

落脚的第三天，追兵到了苏区门口。10月21日凌晨4时多，毛泽东登上当时还叫平台山的那道山梁，在一棵杜梨树下开战前动员会：这是长征最后一仗，要打，还要给陕北人民送一份见面礼。清晨7时战斗打响，两个多小时打完，消灭敌人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骑兵团，红军自身也牺牲了200多名指战员。后来，吴起人把平台山改叫了胜利山。

实践队来到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初见胜利山，我们总以为不过是一次寻常的登山寻访。可真正踏上石阶，才知道这座山虽然不高，但台阶多，上着上着就感觉到了疲惫；太阳也毒，没一会晒得胳膊火辣辣疼。顺着台阶往上走走停停，爬到三分之一，有人喘息声就重了；爬到一半，队尾两个人落了后。爬着爬着，我们只感觉肩上背包越来越重，步子越来越沉重，思绪却更加清晰了。

我们今日轻装徒步、短时攀登，已经感到步履维艰，可九十多年前，红军将士们衣衫褴褛、弹药匮乏，历经万里奔袭，却在刚喘口气后，还能打下一个胜仗，守住革命最后的生机。

实践队来到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

一个多月，落脚点变成了新的出发点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的一孔碾磨窑洞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同时确定新的战略任务：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10月30日，队伍离开吴起，沿洛河南下。我们循着这条线，去了甘泉县下寺湾。

下寺湾的窑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矮，房梁不到一米八，队里个子最高的同学“哎呦”一声撞了头。可就是在这孔矮窑洞里，中共中央召开了到陕北后的又一次政治局会议。11月3日，会议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同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甘泉象鼻子湾，毛泽东向随行的指战员发表著名的“雪地讲话”。

11月5日，毛泽东率部到达甘泉象鼻子湾。天正落雪，他向随行的指战员发表著名的“雪地讲话”，为这一年多的远征算了总账：从瑞金算起，一共走了367天，走过十一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说，队伍的人数虽然比出发时少了许多，但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

我们在矮窑洞前，看见一位老人坐在院子门口，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上前问路。没想到这一问，还真问对了人。

聊天中我们得知，眼前这位老人叫贺忠，是守址五十年、党龄五十载的老党员。“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从小就听老人讲红军的故事，那段历史我清楚的很嘞。”贺老说。在老人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岁月。

沿坡而上，几孔土窑洞依山而建，墙皮斑驳脱落，窑洞门框低矮。贺老指着左边第一孔窑洞说：“当年红军苦得很，啥先进武器都没有，就是用的‘土枪’。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之后，又在这孔窑洞里开过政治局会议。这里相当于中央在陕北的‘指挥部’，解决了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问题。”贺老告诉我们。

半个月后的11月20日，敌人一头扎进红军设在直罗镇的伏击圈；21日拂晓总攻开始，战至24日，此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

长征最后一段的分量，就在这一个多月里。吴起镇既是终点，也是起点：从于都河到吴起镇，革命的中心由东南转移到了西北；从吴起镇再往南，陕北此后成为陕甘宁边区和抗日前进阵地的基础。

为什么能在陕北站住脚？在吴起县文物保护中心，讲解员梁景然给我们唱了一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她说，当年部队路过果园，没人伸手摘一个果子；借宿老乡家，走的时候把门板重新上好。打仗的那几天，吴起人腾窑洞、筹粮食、做军鞋、缝棉衣，把家底都拿了出来。所谓落脚点，正是这样一村一户腾出来的。

实践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采访。

“吴起制造”之后，还有人接着造

离开吴起前，我们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一块展板前站了很久。上面写着四个字，被队员一笔一笔抄进了笔记本：“吴起制造”。

讲解员说，1936年红军西征期间及此后，吴起成为陕甘宁苏区的后方基地，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制药厂、医院和兵站，为一万多名红军提供补给。有户人家把自家采光最好的8孔窑洞连同邻居的2孔一起腾给红军做兵工厂，一共10孔，门口还修了一座炮楼。窑洞里生产出来的手榴弹、炮弹、手枪、火药，还有被服、鞋袜、药品，印的都是这四个字。这些工厂、医院和兵站，直到1937年3月才陆续迁往延安等地。

1935年的冬天，他们手里几乎一无所有；一年之后，窑洞里造出了自己的迫击炮。学文的我们算不出这些工序，但看得懂这笔账：装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山壁上凿出的窑洞里攒出来的。

我们就读的西安工业大学，1955年建校时叫西安第二工业学校，是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的军工配套项目之一，长期归口兵工行业部委管理，今天是国家“兵工七子”之一。学校兵器科学与技术学院下设武器系统与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三个专业，其中武器系统与工程是学校的五个国家级国防特色专业之一。今天学子们学习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公式、每一次实验，说到底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我们的战士手里，有最可靠的武器。

接力的不只是在校园里。离开吴起前的那个下午，我们去了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队。大队长王信在西藏戍边25年，退役回到家乡后，一直在这里义务宣讲长征故事。会议室的墙上贴满了照片：洪水里扛沙袋的，社区里帮老人修屋顶的，凌晨搭帐篷的。“平时各有各的活儿，一有任务群里喊一声，能来的全来。”他说。照片上的人穿着不同的衣服，但胸前那枚党徽，都别在同一个位置。

回程的车开出沟口时，回身再看那道山梁，它不过是陕北无数普通山梁里的一道。却正是这道坡接住了当时疲惫到极点的7000多人，然后一路向南。

九十多年前，那支队伍手里拿的武器，连“合格品”都算不上，但他们硬是靠着这几把土枪，走到了陕北，扎下了根。抵达时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可真正“剩下”的，从来不是口袋里带了多少，而是行囊掏空之后依然不肯散去的骨头。时过境迁，不变的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胜利山，自己的风雪，自己的两万五千里。

幕后拍摄现场：

前方队员踏遍红色热土、溯源长征文脉，后方留校摄制团队，也在盛夏酷暑中，完成了一场属于青年的“微型长征”。

本次实践摄制条件有限，全队仅有一套摄像设备、无专业收音器材，多机位拍摄、高质量取景处处受限。为保障拍摄进度与素材质量，队员们自发分组、错峰分工，烈日之下轮替取景、轮换设备，高温酷暑中不间断更换电池、调试镜头，让有限设备发挥最大价值。

原定拍摄计划被突发情况打乱，导致脚本搁置、素材空缺，进度一度停滞。无人抱怨退缩，团队连夜复盘调整方案，以兵工主题雕塑、红色文化宣传栏、军工校训石刻为替代取景点，重新规划拍摄动线、打磨拍摄脚本，次日清晨即刻奔赴点位，抢抓最佳拍摄时机。

七月盛夏，户外地表温度突破四十摄氏度。掌镜队员长时间举机拍摄，手腕酸痛红肿、贴上膏药依旧坚守，汗珠滚落浸透取景器，从未轻言停歇；剪辑队员昼夜攻坚，连续两晚伏案至凌晨两点，逐帧筛选、精细打磨素材，纵使双眼布满血丝，也坚持当日素材当日粗剪完毕。

没有人强制加班，没有人催促赶工，所有坚守与付出，皆源于青年学子对红色传承的赤诚。没有惊天壮举，只有默默坚守；没有优越条件，只有迎难而上。设备简陋，便以匠心弥补短板；突发变故，便以坚守破解难题；遭遇酷暑，便以初心抵御艰辛。

我们想，所谓青年担当，便是于有限条件中竭尽全力，于平凡岗位上躬身笃行，把长征的艰苦奋斗精神，化作知行合一的青春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