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在陕西”系列展览中展出的全形拓。 本报记者 赵茁轶摄

陕西这片文化厚土，是金石学研究的重镇与传承高地。

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金石学在陕西”系列展览的上篇“追金篇”，聚焦陕西地区自商周至民国的青铜器遗存，系统梳理金石学的学术脉络与当代传承。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200余件，近九成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

展览以“追金”为题，是“金石学在陕西”系列展览的上篇。金石学分为“金”与“石”两部分，“金”指铜器，“石”则指石刻。7月27日，展览策展人之一、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研究馆员万晓介绍，未来，陕西历史博物馆还将推出展览的下篇“逐石篇”，完整呈现金石学的全貌。

万晓介绍，著名的金文著录书《陕西金文集成》共收录商周至秦代的有铭铜器1800余件，铭文过百字的青铜器超90件。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青铜器资源，让策展团队有底气提出“金石学在陕西”的展览名称。

步入展厅的第一单元“吉金渊薮”，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摆满了各种青铜器的展柜。长安张家坡、清涧解家沟等窖藏出土的爵、觚、簋、鼎紧密排列，每一件都弥足珍贵。

第二单元“礼乐重光”为游客讲述了关于收藏与传承的故事。“很多人以为青铜器直到现代才被当作文物收藏，其实汉代就已有人开始珍爱并收藏商周青铜器。”万晓指着一件西周时期的录盨说，“这件文物并非出自商周墓葬，而是出自西汉墓，是墓主王许生前珍爱之物。”

宋代的金石学家吕大临著有《考古图》，开创了青铜器“图、铭、释、评”著录的体例。展柜中，陈列了一件出土于吕氏家族墓的鱼虎纹带盖鼎，玲珑小巧，十分精美。万晓介绍，这件春秋时期的文物被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的族人收藏，并在鼎盖刻了一个“牧”字，取自《易经》中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充分说明金石学在宋代不仅是学术研究，还是文人士大夫涵养心性的修身方式。

展览的第三单元“楮墨传古”是全形拓的世界。

“全形拓被称为‘照相术出现前最逼真的器物复制方法’。”万晓说，“传拓之术约起源于东汉。清末，马起凤首创立体拓，六舟和尚更以‘肖形绘影’的技法，将椎拓从工匠活计升华为鸿儒雅技。”

展厅一角，6幅全形拓条幅与6件青铜器一一对照陈列。拓本上墨色浓淡、线条虚实，与实物几乎相同。6幅条幅是于右任1940年的收藏品，拓印内容为陕西扶风上康村出土窖藏中的部分器物。

“于右任邀请马衡、傅斯年、郭沫若等人为这组作品题跋。”万晓介绍，“历经多年、多处辗转，扶风上康村窖藏的部分青铜器与它们的拓本，一同出现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可谓十分难得。”

此次展出的全形拓生动展现了不同时期文人墨客的交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文学的意趣、书法技艺的精妙，具有极丰富的价值。

行至展览的第四单元“文脉延芳”，空气里忽然飘来花香。

青铜鼎中放着色彩鲜艳的花材；色泽古朴的青铜盘里，几簇白色的花朵低垂铺展；青铜壶中，荷花与荷叶相映成趣……陕西历史博物馆与陕西省插花协会合作呈现的古典插花作品，让整个空间柔和下来。

金石学的兴起，让文人士大夫对古物的兴趣不再局限于考据研究。明清时期，文人将鼎彝置于书房，觚、尊、壶、瓶均可注水插花。“藏礼于器”的端庄穆重，化作案头的怡情雅趣。

“青铜器与花卉放在一起，竟然也十分和谐。”7月27日，山西游客陈嘉倩边说边拍下数张照片。

从宗庙祭祀到文人书斋，从全形拓的墨色浓淡到插花艺术的盎然生机，金石学在陕西这片沃土上萌芽、抽枝、蔚然成风，至今仍在生长。

记者 赵茁轶 实习生 李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