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名片

姓名：鸟盖瓠壶

等级：国家一级文物

出生时间：战国时期

发现地点：陕西省绥德县

年龄：2300多岁

户籍登记时间：1967年

现住址：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青铜被称作“吉金”的商代和西周，青铜礼器是身份等级的物质凭证。当时实行宗法礼制，不同等级的贵族能使用的器物种类、数量和大小都有严格限定。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实力衰弱，原有的礼制约束逐渐失效。崛起的诸侯和卿大夫们纷纷越级铸造青铜器，不仅件数增多、体量加大，还刻意追求华丽的造型与装饰，并在器身上镌刻长篇铭文来夸耀自己的功业和财富。

正是在这金戈铁马与华夷交融的大时代里，我国北方地区开始流行一种造型独特的青铜容器，其形状近似瓠瓜。宋代《考古图》收录其为“携瓶”，《宣和博古图录》则称其为“瓠壶”，后者最终被后人采纳并沿用至今。

目前发现的瓠壶均为青铜材质，大小较为统一。根据国内外著录，青铜瓠壶共40余件，大部分为无盖或平盖。其中，一种在器盖顶部饰以立体鸟纹造型的瓠壶，被称作“鸟盖瓠壶”，仅发现8件，陕西历史博物馆便收藏有一件。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这件鸟盖瓠壶前常常围满观众。“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到它，都会被顶部的这只‘神鸟’吸引。”7月6日，讲解员高琦指着展柜中的它向聚拢的游客说道，“它制造于战国时期，壶如其名，盖为鸟状，身如瓠瓜……”

拣选幸得 免于熔毁

1967年隆冬，陕西省博物馆（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名文物工作者赶赴陕北，在各县废品收购站中搜寻可能流散的文物。在绥德县城关公社废品收购站，一堆即将被送往熔炉的“废铜烂铁”中，一件表面裹满干涸淤泥的铜器残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件铜器形状浑圆，器身又带着一道优雅的弧度，与周围粗糙的碎片迥然不同。拂去表面的厚泥，依稀可见一圈圈精细的纹饰。文物工作者根据经验判断，这应是一件年代久远的青铜器。随后，他在废铜堆中又仔细翻找，找到了与器身分离的器盖。

经过专业清洗与精心修复后，这件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逐渐清晰：器身呈饱满的瓠瓜形，并装饰精美的蟠螭纹；器盖塑成立体的鸟首造型，鸟嘴开合有致，与器身以环链相连，故被命名为“鸟盖瓠壶”。

高琦介绍：“在绥德发现的这件鸟盖瓠壶样式新颖、造型流畅、纹饰精美，在已发现的青铜器中十分少见，属战国早期。它因文物工作者的及时拣选而免于被熔毁，此后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一直陈列展出至今。”

铜壶臻萃 新奇精巧

经修复后的鸟盖瓠壶，通盖高33.5厘米，口径5.8厘米，圈足径8.8厘米，最大腹围39.7厘米，重1.81公斤。

细加端详，它的设计十分新奇精巧。器形似瓠而侧颈，侈口长颈，鼓腹圈足，顶部那鸟首形的器盖远非简单的装饰。只见盖上的“神鸟”双目圆睁、尖喙闭合，仿佛正在积蓄力量，准备鸣叫。鸟颈处有一周带纹，如同鸟颈上的环饰；其胸部饰有两个昂首卷身的蛇纹，每个蛇纹的尾部，各有一只展翼欲飞、伸嘴啄蛇的小鸟；双翅与尾部的纹饰清晰生动。

更令人称奇的是，鸟的嘴部装有可以开合的环扣。

视线随鸟身而下，鸟尾部下有一环，连接着一条精巧的青铜链条，链条的另一端牢牢系在壶身侧面的八棱形鋬手上，鋬手两端为龙首形。

高琦特别提示游客注意链条的细节：“这根链条有3个链环，每个链环都装饰有头朝上、尾部卷成圆环形的小蛇，相互套合。这种螭蛇衔环的设计，既防止了器盖掉落，又增添了灵动感。”

器身从肩部至腹部布有6道规整的蟠螭纹，并相间有5道宽带纹，纹饰的空隙处还填满了细密的小圆点珠纹，整体看上去繁复却不显杂乱。

鸟盖瓠壶以别致的造型、繁缛的纹饰、精良的工艺，表现出了战国时期青铜器制造的高超水平，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

祭也壶也 兼容并蓄

鸟盖瓠壶如此独特的造型，仅仅是出于审美吗？学界对其功能与来源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张颔最早考证匏形壶的形制涵义时，便指出这类器物即古文献中所说的“玄酒陶匏”的“匏壶”，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在祭祀、宴乐时使用的重要礼器，壶中存放的应是“玄酒”。

至于器形像瓠瓜，器盖作鸟首形，张颔认为这并非古人随意为之，而是在模仿古代天文学典籍中记载的“匏瓜星”的形状。此外，古籍还提到“匏瓜星”的别名还有“瓠瓜”“天鸡”等。

古人笃信天命，他们勤于观察星象，以图掌握天命。把祭祀用的礼器，作成瓠瓜形，象征瓠瓜星，而器盖上的鸟首则象征“天鸡”。所以，这件鸟盖瓠壶应是战国时期与祀天有关的酒器，是古人观天象、行礼制的实物见证。

“另有研究者提出，瓠瓜造型的青铜壶较为少见，目前国内出土的青铜瓠壶大都发现于黄河以北，毗邻北方草原地带，且年代不晚于战国，因此这类器物很可能是北方地区在与草原民族的互动中，参考皮囊壶的造型而摹拟出的青铜容器。”高琦分享了另一种观点。

除了造型接近皮囊壶外，瓠壶单侧提链、壶颈与鋬手偏于一侧的造型，便于横向提携与移动，更加适应草原民族“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的特性。

关于鸟首形器盖的图像来源，或可追溯到我国北方地区对鸟类的图腾崇拜。

《史记·秦本纪》及其他史籍记载，秦之祖先为神鸟的子孙，伯益是一只燕子，因帮禹治水、助舜驯服鸟兽，被赐嬴姓，后来成为秦国王族的祖先。在秦地发现的青铜器中，与鸟形象有关的器物比比皆是。

由此看来，瓠壶的出现与衰落，不仅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犬戎文化的消长，也折射出秦人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学习与内化。（群众新闻记者 孙亚婷）

【记者手记】

器以载道 美用合一

如讲解员高琦所说，大部分观众第一眼都会被鸟盖瓠壶顶部那只“神鸟”吸引。确实，静置在展柜中的“神鸟”双目圆睁、尖喙闭合，姿态警觉，与瓠瓜形的器身浑然一体。但这件器物的独特之处远不止造型的生动，值得关注的，还有这件器物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设计。

“神鸟”的喙部并非一体铸成，而是装有可活动的机关。这意味着，它不止是装饰，更是一个功能性部件——闭合时密封壶口，开启时用于倾倒液体。工匠在设计这件铜壶时，让实用结构隐藏于艺术造型之中。这种做法，在同时期青铜器中并不多见。

鸟尾的下方有一个环，连接着一根由3条彼此纠缠的小蛇作为链环组成的链条，另一端系在壶身侧面的鋬手上。链条的首要功能是防止器盖与器身脱落分离，属于实用设计。虽然链环做成动物造型增加了工序复杂度，但并不影响链条的灵活使用。可以看出，工匠在有意识地给功能部件赋予装饰性。

器身上的纹饰同样体现了这种思路。用小圆点珠纹填满6道蟠螭纹的间隙处，让纹样看起来更加细密紧凑，也使蟠螭纹与宽带纹之间的对比更加鲜明，客观上还增强了持握时的摩擦力。

还有龙首形的鋬手、仿植物形态的器形，这些处理方式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好用”与“好看”从来不是分离的工序或对立的选项。工匠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同时，也完成了造型表达；装饰非但没有脱离功能，反而强化了器物的实用性。这一原则贯穿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体现了“器以载道、美用合一”的造物智慧。

此刻，鸟盖瓠壶既是先秦工匠高超技艺的见证，也是这一悠久脉络的早期坐标。有此观察体悟，或许正是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意义之一。（记者 孙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