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勇

在文学研究中，作家与作家的比较研究比比皆是，但将作家与导演进行比较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作为文艺陕军的领军人物，贾平凹、张艺谋不仅代表了陕西当代文艺所获得的成就，更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与影视界发展的某种标杆性人物，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韩蕊的《地域文化与艺术生成：贾平凹与张艺谋》一书，创造性地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与地域文化的视野相结合，既专注于以贾平凹、张艺谋为代表的陕西文艺家及其作品的再解读，又将陕西特殊的历史文化、民风礼俗、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纳入其中作综合性考察，从而使其研究视角兼具较宽阔的文化视野与美学价值的判断，在同类研究中也体现出相当程度的跨学科性与创新性。

该著的突出特色在于作者首次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将二者置于同一论域的范畴之中，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地理空间与作家创作的互通之处，从而凸显出三秦文化对其人其作的独特性意义。这样的比较缘于对历史渊源与地缘关联的认识，将作家、艺术家各自擅长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

正是以这一独特的在地性文化背景为基本出发点，作者借文学地理及历史学的实证性研究路径，从秦地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王朝更迭的历史文化形态出发，考察其对贾平凹、张艺谋及同时代文艺家在创作中所共同呈现出的硬倔气质、史诗情结、忧患意识、悲壮精神及浩大声势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勾勒出文艺家与故乡故土间血脉相通的整体性轮廓，体现出作者的历史意识与宏通的文化视野。

小说与影视作为不同类型的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传播效果。当从论述主体的身份构成角度检视著者的比较研究时，不难发现作为作家的贾平凹与作为导演的张艺谋二者间文化身份的较大差异性。而该著选择将二者置于地域文化视野之中进行比较，紧扣贾、张二人的创作实际，对其个性养成、创作倾向、家国观念以及美学追求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与阐发，从而使整个论证有的放矢。驾驭这种切入式的研究，要求著者自身必须具备相当的复合型知识体系，从全书游刃有余、条分缕析的相关论述中，不难看出著者在文学和艺术的贯通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作品是观照作家的基本切入点。在以作品作为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准进行衡量的同时，著者还以“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着重论及贾、张二人精进不休的成长历程及道路选择，即通过对特殊的“这一个”的准确把握，从而实现基于地域文化探寻作家的主体性格、文化心理、精神气质及艺术趣味。

比如，考察从陕南到西安的空间迁移之间，陕西文化的“再次”灌注对于贾平凹创作方向的变与不变；再如，从西安电影制片厂到北京奥运会，到遍布全国的“印象”系列，再到各大国际电影节，张艺谋如何完成了由普通工人、摄影师到更重要的身份的转变，以及从陕北的黄土地走向世界的创作历程；等等。此外，为了对研究对象的文艺生活进行全面把握，著者还扩及其论域，如为了论证秦地深厚的文化蕴藉对贾平凹众体兼备的艺术才能的影响，其考察不再限于学界常常集中论及的贾氏的长篇小说以及早期散文等主要创作，还观照至他的杂谈、诗歌、书信，甚至旁及书法、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实践，从而更为详尽地展现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创作样态。

该著十分可贵的地方还在于论述起于地缘关联却并未拘泥于地域本身，而是以此为支点，把目光投向作家、电影人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发现其获得成功、超越地域、成就自身的创举。所以，在对贾平凹、张艺谋二者的比较研究中，著者格外关注这两位文学艺术家是如何通过个体的艺术创造性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具体过程，并由此生发出许多带有独创性与启发性的观点。

这其中对贾平凹创作心路的相关论述更为精彩。这种特别的气质反映在《秦腔》《带灯》《老生》《古炉》等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体现为主体鲜明的情感投射、由内而外的心理描写、立体多面的女性塑造、风格奇诡的美学晕染等个人化的写作特征。在文学传播的过程中，贾平凹独特的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又进一步丰富了陕西地域文化的内涵，为其在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进程中注入更为鲜活多样的生命力。读者也由此能够借助其创作的特殊性，更加深入地感受陕西地域文化自身的丰富性与可能性。

此外，从文学内部而言，语词章句既是文学创作的风格依托，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言说方式。该著在遣词造句、鉴赏批评乃至谋篇布局等方面，都显示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从而令论著本身如同一部生动流畅、辞喻横生的文学作品。就文学语言本身来说，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著者能够将比较文学、文学地理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知识融合兼用，化难为易，将作家、艺术家们复杂的创作过程删繁就简，少有艰涩之语与斧凿之气，从而实现以流畅通达的表述为贾平凹、张艺谋二人比较画像的目的。其平实却不失变化的语言表述，更体现为独有个性的审美感悟能力。

著者并非满足于美文本身，而是在发掘贾、张二位的艺术成就时，通过与文学史上所发生的各类文学现象进行比照，从而强化了同中有异、意趣相生的审美效果与思想价值的探寻。从中既可看出著者对陕西当代文学创作的洞悉程度，又可体察出其在经验性研究基础上所追求的理论深度。总之，这是一部有创新价值、有学术突破和推动意义的陕西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