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2022年至2025年，吴胜华在担任毕节市委书记期间，多次公开说出这句话。2026年9月，中央纪委与财政部联合通报将其列为隐性债务追责典型案例之首，措辞严厉：“政绩观严重偏差，新官不理旧账”。

这句话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暴露出一种荒谬的逻辑：地方主官到任，接手的是一整套既有的治理资源，包括前任规划好的产业布局、已经投入的基础设施、正在享受政策红利的企业群体、已经形成的工作机制和干部队伍。这些有利条件，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组织的安排”“形势的需要”；可一旦面对债务，逻辑就变了，成了“前面欠的”“与我无关”。这种选择性继承，只要前任带来的便利、打下的基础，不认前任的旧账，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凭什么让我还”之所以能被说出口，根子在于政绩观偏差。一些干部混淆了个人责任与职务责任，把化债理解为“替别人擦屁股”，忽视了新官从前任手中接过的有包袱也有成绩，本质上还是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的缺失。其次是政绩观考核的导向偏差。个别地方和单位，考核看重的是任期内的增量：上项目、引投资是增量，化债、理旧账属于消化存量，不出彩、难量化、得罪人。吴胜华的错误言论和行为，正是印证了这一点。他的任期内，毕节2024年隐性债务化债任务完成率仅为20%，全省倒数第一。这不是“懒政”二字能概括的，而是对公共信用的系统性透支。

吴胜华受到了严肃处理，但问责之外，更需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怎么让“理旧账”在考核和晋升中不再是件吃亏的事。只要“谁举债谁得利、谁化债谁吃亏”的导向不变，“新官不理旧账”就很难真正扭转。

要让“理旧账”不再吃亏，关键要在三处发力：离任交接要“交清单”，把债务风险、历史遗留问题纳入交接内容，让继任者清楚“家底”，也让交接清单成为“接力清单”；考核要认“减量也是政绩”，将化债完成率、存量债务压降幅度、积案化解率实质性纳入地方党政正职考核权重，与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享有同等分量；问责要贯穿全周期，对化债不力的“不作为”与违规举债的“乱作为”一把尺子量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