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张新科在阅读《史记》研究方面的相关书籍。

新年伊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教育家精神的优秀代表，被命名为陕西省第九批“三秦楷模”。

耕耘三尺讲台近40年，张新科深入挖掘古代文学经典中的育人元素，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格，先后教过数千名本科生，培养文学博士40余名、硕士百余名。

他以《史记》研究为中心，拓展到整个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学术成果丰硕；与全国学者一起共同努力，让《史记》研究的重心重回中国。他在学界最早全面系统阐释“史记学”的概念，创立了“史记学”的理论框架结构，填补了《史记》研究的学术空白。

择一事 终一生

“我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只是踏踏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教学生。‘三秦楷模’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感到很惶恐。”1月2日，站在放满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书桌边，满头华发的张新科说，荣誉在身，自然又多了一份重担，多了一份责任。

说起张新科，就离不开《史记》。

《史记》，上起轩辕，下至汉武，记载了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精神内核，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这一辈子就研究《史记》了。”张新科说，《史记》不仅有历史教益，也有文学之美。加上司马迁又是陕西人，研究好《史记》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张新科与《史记》的结缘始于他刚上大学时。1979年，张新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20岁的他内心充满了抱负。

“为什么《史记》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海外广为流传，就是因为《史记》具有深刻而独特的思想魅力和强大的艺术力量。”张新科认为，要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史记》是很好的切入点。于是，到研究生阶段，张新科决定将《史记》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开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

1986年，张新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不久，他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出版了学术生涯的第一部专著《史记研究史略》。当时，有专家评价说，这本书“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一部力作”“填补了‘史记学’的一项学术空白”。张新科成为全国《史记》学界年轻的学者之一。

“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第一线。”张新科回忆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的说法，“《史记》是中国的，但‘史记学’在日本。”这主要因为日本学者在《史记》研究方面走在了国际学界的前列。

“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当时，陕西的一批学者策划成立司马迁研究会，就是要给中国争一口气。”从研究生时起，张新科就跟着老师为成立司马迁研究会多方奔走。

1992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

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一部560余万字的巨著——《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正式出版。这是陕西三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史记》研究史上继《史记》“三家注”、日本《史记会注考证》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开启了《史记》研究的新时代。

30多年来，张新科始终站在《史记》研究的第一线。著作《〈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他与全国学者一起，让《史记》在中华大地上焕发出新光彩。

他发表的《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一文，展示了《史记》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时代价值；他的著作《〈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史记〉与中国文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丝路书香工程”外译项目，以英文、俄文出版发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张新科还先后组织编写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系列图书《全注全译本史记》、“新时代万有文库本”《史记》，以及“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他担任加拿大《文化中国》刊物学术委员，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1月2日，张新科在办公室讲述研究《史记》的心得。

玉壶存冰心 朱笔写师魂

在人生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

2019年，张新科因重病做了两次大手术。几年间，他在养病之余，笔耕不辍，有《〈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史记研读》等著作出版，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并以优秀等级结题。

“生病是我个人的事，大家不要因为我的个人情况耽误项目整体进度。”当团队成员劝他注意休养时，张新科总是这样说。

由于要定期到医院诊治，张新科不得不停下本科生的课程，但对硕士生、博士生的指导依旧尽心尽力。只要身体允许，他必定给学生上课，逐字逐句修改论文。

虽然在《史记》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成就，但张新科并不希望学生将研究目光局限于此。只要是有新意、有价值的选题，他都鼓励学生大胆探索。正是这种宽厚包容的师风，使他门下弟子的研究除了“史记学”之外，还广涉诗歌、辞赋、小说等领域，并与历史、哲学甚至生态学等学科相结合，形成了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态势。

“大先生，就是要有大胸怀、大格局、大境界、大学问、大担当。”张新科说，读研究生就像爬山，要有自己的方向，要“攻读”，和“上大学”是不一样的。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是学生对张新科的印象。

师从张新科读完硕士和博士的刘彦青副教授，始终难忘读书时老师的谆谆教诲。“基础要牢，眼界要广，思路要活。这12个字，张老师时常挂在嘴边。”刘彦青说，张老师从不指定学生往某个方向做论文，而是希望大家按照各自兴趣特长做学问，这样路才能走长远。

刘彦青博士论文的方向是《史记·世家》。“当时，我向张老师请教，老师一眼就发现了问题，但是并没有打击我的积极性，而是让我再看原著，再思考。”刘彦青回忆。

《史记·世家》共30篇，涵盖了先秦到汉代不同阶段，还有一些特例。“后来，我发现我的论文方向在学理上几乎是不成立的，也更理解张老师的良苦用心了。”刘彦青说。

“做学问就像盖房子，基础一定要打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张新科常用这样的比喻告诉学生打好基础有多么重要，“要去读原典，要去读第一手资料。这是一个笨功夫，也是一个苦功夫，更是必须下的功夫，要有恒心坐冷板凳。没有踏实认真的态度，是做不成学问的。”

张新科的研究生都记得他的绝活——制作资料卡片。他广泛阅读，一份资料、一个观点、一条学术动态、一本著作，都用心记录下来。几十年如一日，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卡片。尽管时代发展了，但他的研究生懂得，搜集资料不能一味依赖电脑，还是要精读原典，下得了苦功夫，才能达到研究的深度。

“站稳讲台，教学第一，学生无小事”是张新科从教38年始终恪守的信条。在他心里，学生的事永远是第一位的。

教学是良心活，也是试金石。老师下没下功夫，有没有真才实学，学生心中有杆秤。在张新科的办公室，满是批注的书本，一叠一叠的稿纸，奠定了张新科学术殿堂的坚实基础。

树顶天之信念 做立地之实事

“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大厅，镌刻着一代学术宗师、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林教授手写的8个大字。

“霍先生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的一面旗帜。”张新科说，“陕西师范大学在80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教育管理工作者。几代人薪火相传，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这让我始终难忘。”

2022年，张新科作为负责人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有5门课程被评为国家一流课程，成员不乏省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

38年来，张新科用最朴素的报国情怀守护中华文脉，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他作为教学导师参与学校“名师领航工程”，共帮扶10多位青年教师提升教学科研能力。一大批教师在他的感染下，投身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华文化资源开发与研究，中华文化“守护人”队伍不断壮大。

“我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已经45年，从教38年，担任文学院副院长和院长18个年头。这里是我人生成长的地方，是我教师生涯开始的地方，也是成就我事业的地方。”张新科深情地回忆着。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张新科深挖教育教学规律，以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不断尝试教学方法改革，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校内延伸到校外，感染了越来越多的学生。

他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先后入选2008年陕西省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课程，2013年陕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受众达20万人。他主持的“师范生国学经典第二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被列入2015年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主持的教学成果两次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他荣获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陕西省教书育人楷模等称号。

2019年，他主持承担的《中国古代文学》MOOC（慕课）上线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目前，国内外已有超过11万人选该课。该课程被全国50余所高校选用，并被纳入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坚守初心、永不止步是张新科坚守的为师理念。“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中，‘德’是放在首位的。”张新科时常这么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树人、育人是多么艰难、多么不容易啊。”

张新科常常以“六心”为标准，教导学生做一个好老师。“六心”，即初心、恒心、责任心、上进心、关爱心与反思心。他以“六心”要求自己，也以“六心”鞭策学生，让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渐渐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大树，以斑驳树影，去摇动另一棵树；以师者之心，去唤醒另一颗心；用崇高的师德，去诠释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

“张老师将自己的一生与《史记》紧密绑定，与先贤共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追求，将当代史记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刘彦青说，努力做“经师”“人师”相统一的“好老师”，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始终是张老师的追求。（记者 吕扬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