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育生多年来一直重点关注着易俗社的传承和发展。在他们这一批评论家眼里，钟楼下这片土地，是西安这座城市的一座金字招牌，一座文化丰碑，一种精神的延续和象征。

他在研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易俗社之所以能够引起各方面的特殊注意，并且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易俗社的自编剧目，离开这一点就没有易俗社了。要移风易俗，要进行启蒙教育，不是单纯的靠传统剧目，主要是靠自己编写的剧目，通过自己编写的新戏来达到这个目的。当年易俗社几十位编剧，特别是孙仁玉，范紫东，他们不仅是易俗社的编剧，他们笔下的剧目在整个戏曲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点，因为易俗社是新编剧目，必然导致在艺术各方面的改良。秦腔的传统，过去是正旦老生花脸为主，而易俗社在艺术改良方面最大的成功就是改为以小生小旦为主，甚至于双生双旦，这必然带来整个在唱腔、表演、化妆一系列方面的改编，所以易俗社自编剧目的出现，引起了作为易俗社在艺术方面的革新和发展，这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易俗社是最早走出去的一个剧团。20年代，老先生们已经有这种开放的思想。当易俗社编写的戏得到陕西观众认可以后，他们进一步将目光放到京津冀，放到全国，让那里的饱学之士检验易俗社的剧目水准。1921年，易俗社第一次走出陕西，南下赴汉口演出，持续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这种坚守精神值得学习。刚开始当地观众很少，老先生们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办易俗社日报，宣传易俗社和优秀剧目，甚至把唱词都写在日报上，慢慢地才有更多人了解易俗社，了解了易俗社剧目，了解了秦腔，进而喜欢上了秦腔。新中国成立以后，易俗社第一次进北京演出，甚至到最高学府清华、北大演出，目的都在于继承易俗社，通过实际行动继承易俗社的传统。

苏育生站在百年之后回顾易俗社起步之初的见地、格局、举措，对当年种种依旧赞不绝口，他期待这些先进经验，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职茵 实习生 唐佳欣/文 尚洪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