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由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陕西省考古学会主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的“2025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

按时代先后顺序

● 渭南蒋家遗址

● 咸阳淳化罗家河遗址

● 宝鸡凤县梁鹿坪遗址

● 秦阿房宫前殿遗址

● 榆林靖边统万城遗址

● 西安百花村北周成夫人墓

图片 | 何菲菲

01

渭南蒋家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协作单位：渭南市博物馆、临渭区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杨利平

蒋家遗址位于渭南市临渭区向阳街道蒋家村东，地处沋河出秦岭北麓台塬向平原过渡的塬前坡地上，西邻沋河河道，北距渭河约5公里，南距秦岭约15公里。1958年黄河水库考古队调查时首次发现。2024年2月至2025年12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临渭区博物馆组队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调查，共清理仰韶时期壕沟、房址、灰坑、窑址、瓮棺葬等遗迹1100余处，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陶、石、骨、角器等各类遗物。

渭南蒋家遗址周边地形地貌

本次考古发掘出土遗存主体内涵以庙底沟文化为主，还有少量仰韶晚期、秦汉、明清时期遗存。经系统发掘与针对性钻探，确认该遗址仰韶中期双重结构壕沟。外壕（G2）呈东北——西南弧形走向，口宽12～18、底宽8～8.5、深约8米，发掘区南部还发现该壕沟一处预留的生土门道，门道为中部下凹的台阶状。内壕（G3）规格略小，与外壕基本呈平行分布，二者间距约45～50米。从出土遗物判断两段壕沟时代略有早晚，内壕时代偏早，外壕时代略晚，二者在一定阶段存在共时，属首次发现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双重结构环壕聚落。

渭南蒋家遗址-庙底沟文化-大型房址F3

清理庙底沟文化房址5座，其中F3为一座大型浅地穴式房址，由门道、灶坑、居室等部分组成，门道朝南，呈斜坡状，居室平面呈五边形，室内面积近220平方米，居住面加工工艺考究，系先经烘烤，后铺垫黄褐色草扮泥，最后铺白灰硬面建造而成。在F3以南相距约180米处的梯田断面上发现另1座大型房址，断面暴露宽度近11米，门道朝北。两座大型房址均朝向聚落中央，呈现出向心式的布局结构。

渭南蒋家遗址-庙底沟文化-带阶梯灰坑

陶窑共发现11座，均为复合结构，由窑室、火道、火膛、操作间等多部分组成。在Y1窑室的东、西两侧发现有对称分布的双火膛，此类陶窑在以往的史前考古中极为罕见，是探索陶窑结构演变和制陶技术发展的重要素材。

本次发掘中，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各式典型遗物，以陶器为主，共修复700余件。其中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次之，兼有少量泥质黄褐陶；纹饰有绳纹、线纹、弦纹、附加堆纹、彩陶等，彩陶以黑彩、褐彩为主，纹样常见勾连回旋纹、弧线纹、西阴纹、圆点纹；可辨器型包括重唇口尖底瓶、葫芦口瓶、曲腹彩陶盆、夹砂罐、钵、釜、灶、瓮、器盖等。

渭南蒋家遗址出土彩陶盆

本次发掘中，还出土丰富的圜底钵、简体鱼纹彩陶盆等，是首次在关中东部经大规模发掘的庙底沟文化偏早阶段遗存，为探讨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关系、以及庙底沟文化起源等学术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出土的1件陶质镂孔浮雕人面像器物，造型十分精美，展现出高超的制作技艺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出土的大型陶鼓，残存高度超过1.1米，规格空前，是史前礼仪制度的实物见证。出土的釜形鼎、宽沿直腹彩陶盆、附杯陶器等一系列器物显示与豫西、晋南、长江中游等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展现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交织。

渭南蒋家遗址出土人面像陶器

渭南蒋家遗址出土人面像陶器

考古工作中，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目前已开展包括碳十四测年、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制陶手工业生产等综合研究。其中动植物考古方面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蒋家遗址仰韶中期所处气候适宜，遗址周围有大面积的森林、水域、灌丛和草原，生业形态属较典型的旱作农业生产，农作物结构以粟为主，黍次之，兼有少量水稻。动物考古初步统计分析显示，蒋家先民的肉食来源主要为家猪饲养，辅以捕猎。

渭南蒋家遗址出土陶屋形器

为了解遗址性质及其在区域内所处地位，开展了遗址外围及遗址所处沋河流域针对性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较为密集，新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点；流域内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较为完整，基本涵盖老官台文化至客省庄二期文化等不同阶段；其中仰韶中期聚落规模存在较为明显的层级分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级，北刘遗址规模最大、等级最高，蒋家遗址仰韶中期聚落现存核心区范围约12万平方米、遗址总规模不少于30万平方米，属次级聚落，还有若干小型聚落，面积在几千至几万平方米不等，整体呈现出金字塔式的格局。由此可见，蒋家遗址应为该区域仅次于北刘遗址的的次级中心聚落，相关发现为探讨区域内聚落层级组成和关中东部区域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发展积累了科学资料。

渭南蒋家遗址庙底沟文化H36陶器组合

经系统考古发掘、调查与研究工作，确认蒋家遗址规模巨大，出土遗存丰富，是沋河流域一处具有区域中心性质的仰韶时代大型聚落，尤其仰韶中期阶段聚落要素齐全，经过统一规划营建。该遗址的考古工作，为探讨庙底沟文化起源、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新材料。

02

咸阳淳化罗家河遗址

发掘单位：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谢高文

罗家河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十里塬镇罗家河村西南，所在区域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泾河两岸塬梁起伏，沟壑纵横。遗址坐落在泾河河谷内一处较为开阔的台地上，台地高出河面约20—30米，北侧为断崖，南侧为缓坡，台地位于河湾处，三面环水，仅东北侧与黄土台塬相连，遗址所在台地与黄土台塬高差较大、坡体陡峭，从而构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格局。

罗家河遗址地形地貌

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为配合陕西省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罗家河遗址实施了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前期考古调查及考古勘探，确认该遗址总面积约为5万平方米，发掘区位于遗址中心区域，发掘面积约14200平方米。共发掘清理灰坑、房址、窑址、墙基、灰沟等各类遗迹共计1068处，已经修复整理的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玉器等各类遗物共计1002件。通过对发现的各类遗迹和出土遗物特征的分析判断，同时结合科技考古的测年结果，我们初步判定该遗址文化内涵为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

鸟首形器盖

古笄

罗家河遗址共发掘庙底沟二期文化遗迹1068处，包括灰坑、仓窖、房址、陶窑、墙基与沟状遗迹等。遗址的功能分区较为明确，中部是由墙体和壕沟区隔的仓储区，东部为生活区，西部则为陶窑集中的生产区。遗迹的主要类型是灰坑，有1010个，形制多样，遍布整个发掘区。房址22座以半地穴式为主，多集中于东部和南部，部分存在长期使用与多次修补的痕迹。窑址6座主要位于西部边缘。此外，遗址中部的墙基与东、中部的沟状遗迹共同构成了区隔系统，反映出该聚落组织有序的空间结构。

仓窖是本次发掘的关键发现。通过植物考古浮选，我们依据农作物颗粒密度（>50粒/升）从袋状灰坑中甄别出17座储粮仓窖。它们大多分布于遗址中部，形制规整，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坑壁有加工痕迹，底部平整，坑口均附带操作坑。个别仓窖底部发现有碳化粟、黍及与之相关的黍秸秆编织物。

H93碳化物遗存

罗家河遗址出土遗物丰富，时代特征鲜明，目前已修复整理的陶器、石器、骨角蚌器及玉器共计1003件。陶器共359件，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形包括深腹罐、盆、钵、双耳罐、单耳罐、喇叭口瓶、鼎、斝、豆等；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槽形板瓦和筒瓦，是较为重要发现；陶器表面多为素面，常见绳纹与附加堆纹。石器共418件，以石斧、石锛、石刀等生产工具为主，部分石钺制作精良，可能具有礼器功能。骨角蚌器共221件，分为骨镞、骨针等工具类与骨簪、骨管等装饰类，多数工具可见使用痕迹。玉器仅5件，主要为装饰品。

釜灶

罗家河遗址的储粮设施体量庞大，远超聚落本身的粮食生产能力，遗址也未发现墓葬，结合其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表明它并非普通史前农业聚落，而是一处专业化仓储基地。遗址临近泾河，也暗示粮食的运输可能主要依赖水运，而该遗址也可能承担着区域粮食集散与转运枢纽的功能。

完工航拍照

罗家河遗址的发掘为泾河流域龙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对探讨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文化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该遗址是关中地区首次发现的性质较为单纯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罗家河遗址可能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阶段以粮食仓储为目的建立的小型聚落。这种以粮食储存与管理为核心功能的专业化聚落的出现，反映了史前社会在资源控制、区域协作方面的重大进展，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实证。

03

宝鸡凤县梁鹿坪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张程

梁鹿坪遗址位于宝鸡市凤县凤州镇梁鹿坪村，地处秦岭南麓嘉陵江与安河交汇处的台地上。西距凤州古城900米，与之隔安河相望，古城南跨南岐，北临故道水，是陈仓道、连云栈道在宝鸡境内的重要节点。凤州古城始建年代不详，现存古城墙为明清时期修建，地势南高北低，城垣周长约2.5公里，面积约0.34平方千米。

发掘平面图

对凤州古城、梁鹿坪遗址及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基本明确了古城的城垣结构及道路布局，新发现了古城内的窑址、桥梁及城南墓地。对梁鹿坪遗址东部区域进行重点勘探，勘探面积18,663.5平方米，共发现竖穴土坑、洞室墓102座，时代包括先周、战国、唐宋等，其中以战国墓为主。在遗址南部的安河北岸二级台地断崖处发现遗迹10处，其中M2、M3推测为先周墓葬，可能将故道开辟利用时代前推至商周之际，为研究早期的周道提供了有力支撑。

环壕G9完工照

在梁鹿坪遗址东部开展发掘工作，共发掘墓葬21座，发掘清理了包括新石器、商周及战国时期的各类遗存。

仰韶时期遗存分布集中，发掘区内遗迹关系复杂，且有晚期单位打破或叠压，已揭露房址12座、灰坑60座。其中被仰韶时期房址（F11）打破叠压的H80内，发现有北首岭下层类型遗物，其内出土的陶片可辨器型有罐、钵、碗等。此外与F11相邻的H11内也发现有北首岭下层类型遗物。在发掘区东部勘探发现一条壕沟（G9），通过对G9的走向的追踪勘探，以及解剖发掘结果，初步判断G9应为聚落环壕，其整体形制和走向仍需进一步工作。

仰韶骨器

商周遗存分布于遗址东南部，M6形制为南北向竖穴土坑，生土二层台，葬式为仰身直肢，出土有高领带足鬲，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其为先周墓葬。M39为竖穴土坑墓，随葬有联档鬲，与M6相邻，但被晚期遗迹打破仅存底部，时代应为商周之际。

商周M6陶鬲

战国墓葬揭露7座。M29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墓室平面呈“凸”字形，顶部呈拱形，西部有生土台为棺床。随葬品有铜环、玉剑璏、箭镞及具有巴蜀风格的铜鍪。M31为带阶梯的竖穴方坑墓，墓室东西两侧有生土二层台，墓室北部以生土台为棺床，随葬有铜鼎、盘、勺、父，陶器，漆器数件。其中铜鼎为战国晚期楚式风格的铁足铜鼎。

出土遗物

通过阶段性发掘可知，梁鹿坪遗址时代延续性较长，包含北首岭下层、仰韶、商周、秦汉等不同时期遗存，且部分遗物兼具南北风格。因此，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探讨新石器时代秦岭南北文化交流通道，商周之际蜀道的形成过程，以及秦汉以后蜀道演变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04

秦阿房宫前殿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刘瑞

阿房宫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在渭南上林苑中选址营建的秦帝国朝宫。据记载，随着秦的二世而亡，阿房宫营建被迫终止，即文献所载“阿房宫未成”。

阿房宫前殿2025年考古发掘区总览航拍照（自南向北）

1994年西安市文物局组织队伍开展了阿房宫遗址的首次考古勘探。

2002—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在李毓芳先生带领下对阿房宫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局部发掘，确定阿房宫为东西长方形夯土台基，东西约1270、南北约426米，面积约54.1万平方米，确定阿房宫未建成未经火烧，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因考古成果与杜牧《阿房宫赋》所述内容有别，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TG20北段-夯3（20）层下夯窝

2015—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对阿房宫遗址开展考古勘探过程中，逐步确定在巨大的阿房宫台基之下，存在着面积大且堆积厚的大面积黑色淤泥为代表的水相沉积，提示在修筑阿房宫之前当地曾有一长期积水的“洼地”。

T20南段硬面交汇（北-南）

为验证、确定台基夯土下淤土的分布、时代和性质，了解与其相关的阿房宫选址原因，探索阿房宫台基夯筑过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5年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阿房宫台基中部偏东，原聚驾庄村的村庄内拆迁区中择点开展考古发掘。发掘布设南北长152、宽6.5米“探沟”一条，因两条东西向生产路分割，探沟分为北、中、南三段，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

2025年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确定发掘区内阿房宫台基南缘的准确位置

通过发掘，在发掘探沟南段的北部清理出阿房宫夯土台基南缘立面，其上被后文将述的第2层硬面覆压，高1.3米。在南缘向南为未经夯打但因被长期碾压而较紧密的斜状花土堆积。在南缘立面以南发现疑与夯筑台基相关的立柱等遗存。

TG20南段-阿房宫台基夯土南缘及版筑柱洞（南-北）

在2002年开始的阿房宫考古勘探中，因台基东部被村庄占压而无法开展全面勘探，故台基东段的南缘多据西侧勘探所示南缘复原。2025年发掘确定的台基南缘位于之前复原南缘之北约32米。考古队在确定发掘区内台基南缘后，向北探寻台基北缘，确定其至目前可见的台基北缘距约407米。

在2003年开展的阿房宫考古发掘中，在2025年发掘点西南约300余米处曾发掘确认台基南缘，并在台基南缘之南发现铺瓦遗存。从两次南缘的考古发现看，阿房宫台基的南缘非以直线形式存在，当据需要有所调整、变化。

确定阿房宫台基起建于连续淤泥之上

发掘确定，发掘区内的阿房宫台基下分布着连续的黑色淤泥，之下为黄色生土，淤泥中仅见数枚残碎的新石器时代陶片，表明在阿房宫营建之前的史前时代该地曾有人类活动。从堆积情况看，淤泥底部呈南高北低坡状分布，夯土之下的淤泥厚约0.5~0.6米。

发掘区南端淤泥底部的海拔为356.503米，台基夯土南缘下淤泥底部的海拔为356.408米，发掘区北段清理的淤泥底部海拔为355.908米，淤泥底部整体呈北低南高。在淤土之上逐层夯打夯土。

经2025年发掘确定，在营建阿房宫之前，该地为一面积甚大的“水池”或湖泊，高大的阿房宫夯土台基建设于湖底淤泥之上。据前期勘探，在阿房宫台基以西、以北和以南的大部分基本不见淤土，以东虽受现在建筑影响无法勘探，但从既有了解看，在阿房宫台基之外不远同样不见淤土。

从发掘情况看，阿房宫台基下不同位置的淤泥残存厚度基本相同，约0.5-0.6米，表明在阿房宫营建前排干“池水”后，应先对“池底”淤泥采取过“同厚”处置，将“水池”中心较深、淤泥较厚的地方开展“清淤”工作，在靠池边处淤泥较薄处“清淤”工作较少，形成由外向内逐渐深下的台基“基槽”，靠缘处较浅、近中心处较深，后期淤泥之上夯打的夯土厚度则中间明显较厚而边缘略薄。

阿房宫营建过程的新认识

（1）发掘区内分布上、下两层踩踏硬面

受晚期严重破坏，上层硬面仅见于位于发掘区南端，厚约4—6厘米、残存南北长约4.4—4.9米，南低北高。其下6—45厘米为下层硬面，其最薄处约厚7厘米，最厚处约20厘米，一般后10厘米左右。该层硬面在台基南侧叠压于斜状花土之上，向北叠压于阿房宫夯土之上，到距台基南缘112.5米处消失，发掘范围内南北长约140.5米。两层硬面质地坚硬、有明显层状节理。下层硬面之上发现多处东南——西北向车辙，局部残存夯筑施工时工具痕迹。从发掘区南端两层硬面“汇合”，仅存下层硬面。

在1994年考古勘探、2002-2004年阿房宫考古勘探和发掘中，在阿房宫夯土台基内发现多层“路土”，判断为阿房宫夯筑中自南向北运土时人员踩踏、车辆碾压所形成。2025年发掘清理的两层硬面，进一步验证了阿房宫台基施工存在阶段性的相关认识，为阿房宫营建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2）获得有关阿房宫台基夯筑的施工认识。

发掘确定，以下层硬面为界，其上的夯土存在土色明显的东西向版筑痕迹。在北夯土版块（夯2）南缘之南，发现被南夯土版块（夯1）叠压的用于支撑北夯土版块（夯2）南壁的立柱柱洞和与立柱对应的“斜撑”柱洞，揭示北版块夯土（夯2）的夯筑略早于南夯土版块（夯1）。

在下层硬面之下，在北侧探沟内发现土色明显区别、夯层错位的东西向版筑痕迹。在南夯土版块（夯3）北缘之北，发现用于支撑南侧夯土北壁的立柱痕迹，揭示出南夯土版块（夯3）的夯筑早于北夯土版块（夯4）。

在发掘探沟北段，清理发现在硬面2下的夯土夯筑中，在同一夯层内存在东西两侧明显不同的、呈南北一线的土色和夯窝分布差异，揭示在该“线”的两侧原应存在东西至少两个不同“施工队”，分从东西两侧向“线”所在中间位置开展施工。一方面因两队用土来源不同造成夯筑用土颜色的明显差异，一方面因两队夯打顺序有异造成夯窝分布不同，最终形成南北一线的同层夯土内土色、夯窝分布迥异情况，留下难得的可揭示出大型国家工程营造管理过程的重要迹象。

通过2025年发掘，首次清晰揭示出阿房宫台基夯筑的基本流程：1.排干建设区域内“池”水；2.清理“池”底淤泥，据设计所需形成深浅不等基槽，“池”底淤泥保留相近厚度；3.分块开展阿房宫基础夯筑，发掘区内夯筑顺序为先南（外侧）后北（内侧）；4.基础夯筑到一定高度后，施工人员、车辆由南向北，向台基北部运土，形成下层硬面；5.在硬面北端之北向上夯筑台基北部，之后逐步南“退”夯打出台基南部，夯土顺序为先北后南。6.营建阿房宫的队伍任务明确，分工、分块开展。

通过2025年发掘，不仅确认了发掘区内阿房宫台基南缘，为进一步开展阿房宫形制等问题研究提供了准确资料，还确认了阿房宫台基的营造顺序、施工细节，是战国秦汉大型高台建筑营建技术的突破性发现，而通过发掘确认的阿房宫营建于原有水“池”之上的选址特点，对阿房宫营建和统一秦帝国都城规划理念等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05

榆林靖边统万城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协作单位：靖边县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统万城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苗轶飞

统万城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墩界镇北部，北侧紧邻毛乌素沙地。统万城最早由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修建，419年建成，是大夏都城。城址主要由东城、西城和外郭城组成。西城和外郭城当为大夏所筑，东城紧邻西城东墙而建，应晚于西城。

南门瓮城西墙内壁

为了解统万城西城布局和沿革，今年选择西城南门及瓮城进行发掘。根据文献记载，大夏称南门为“朝宋门”。现存西城南门和瓮城保存较完整，基本同高，约11米。墙体夯层明显，厚度较平均，约13～18厘米。南墙、瓮城发现多处补筑夯土，质量稍差。

西城南门门道

西城南门为单门道过梁式结构。两侧墩台与西城南墙相连，为一体夯筑而成，南墙厚4.6米，墩台南北长约10.5、东西宽5.9米。南门门道，宽约5.6、进深14米。门道两侧对称分布排叉柱。瓮城北墙紧贴墩台和西城南墙的夹角叠压而建，平面呈长方形，加上墙宽东西长33.9米、南北宽26.2米，墙体顶部厚2.7米、底部厚7.6米。瓮城开东门，因东门两侧墙体开裂严重，为防止坍塌，未做发掘。

通过解剖发现，西城南墙和瓮城墙均有地下基础，基槽内壁为生土，外壁情况复杂，南部用夯土砌筑台基后，再开挖基槽。基槽剖面呈倒梯形，瓮城基础厚约7～7.6、深1～1.35米。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墙体从基础开始，夯土存在交错叠压夯筑现象，相邻叠夯之间基本相隔4米，极大地加强了西城墙体的整体性。

瓮城内发现大型房址1处、灰坑28处、井2口、灶3眼、沟3条。这些遗迹内主要出土大量条砖、筒板瓦、瓦当等建材、白瓷残片、礌石以及牛羊等动物骨骼，少量绿釉、黑釉、骨器和铁器。根据出土器物判断，瓮城内的遗迹和文化层的年代基本在中晚唐到五代时期。说明瓮城的废弃年限不晚于中唐。

2025统西城南瓮T6H3①：18-卜骨

通过此次发掘，搞清了西城南门及瓮城的基本形制和修建关系。首次发现了“大夏”最为独特的夯筑工艺，即“交错叠夯”技术，同时兼用紝木、夹筋等多种夯筑方式，加强了建筑的坚固程度，为我国都城营建史提供了一个特殊案例。通过对墙基的关键性解剖，发现西城南墙和南门瓮城墙体均有地下基础，修正了以往认为统万城平地起夯的认识。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南门墩台两侧及瓮城东门、瓮城墙体有多期修补加固迹象，为判断瓮城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调查，首次辨识出“大夏”时期建筑材料，以长舌筒瓦和“羊角”云纹瓦当最具特色。另外，还发现了多处隋唐时期窑址和冶炼遗址等手工业遗迹。今年的考古工作为研究统万城布局、功能分区以及沿革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06

西安百花村北周成夫人墓

发掘单位：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高博

西安北郊百花村北周成夫人墓，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城市基建项目中抢救性发掘的重要北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该墓葬的发现是继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大明宫炕底寨发现北周安伽墓、2003-200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院在北郊井上村发现北周史君墓、康业墓之后又一座北周时期高等级石葬具墓葬。

墓葬航拍正射

该墓葬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墓室置一座房型石椁，造型精美，装饰图像丰富，以减地平钑为主，局部施彩绘、贴金，将雕刻、彩绘、贴金工艺融为一体，展现了北周时期石雕技术的高超水准与装饰艺术的审美取向，是研究北朝晚期手工业技术与艺术风格的重要实物资料。图像内容以牛车鞍马图为主要表现题材，左右配以飞天乘龙、仙人御虎等升仙主题，与同时期粟特人墓葬石葬具有着较大差。

石堂南壁

石堂东壁

石堂东壁局部贴金

从出土陶俑来看，所随葬陶俑并非关中地区西魏北周时期常见的单模平背陶俑，而是东魏北齐地区较为流行的合模陶俑，这反映出北周灭亡北齐后，对其丧葬文化的吸收。

墓志出土照

该墓葬为明确纪年女性贵族，出土墓志清晰记载墓主为“伏波将军张延茂母成夫人”，下葬年代为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属于北周晚期明确可考的纪年墓葬。进一步完善了北周时期长安城周边高等级贵族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体系。

绿釉高足陶杯

绿釉龙柄鸡首陶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