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震惊中外的伟大远征，为什么在吴起胜利结束？理当是必然性、偶然性及二者的辩证统一。

一、历史必然

必然性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是什么样的偶然事件，终究不会改变必然性所规定的发展方向。“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的伟大远征——中央红军长征，最终在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是由历史必然条件决定的。

中共中央坚持执行北上抗日方针。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坚定执行北上抗日方针。7月中旬，毛泽东会见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时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8月1日，红军总部发出改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随后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坚持南下，公然向党争权，致使两军会师后原定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无法实现。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紧急磋商，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9月11日，红三军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会合；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并同其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促其北上。“北上建立抗日前进阵地”是根据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和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确定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北方的反革命力量得以削弱且内部矛盾复杂、南方的反革命力量得到相对集聚和加强这一客观形势，也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南方向北方转移，把解决生存危机、转移和保存革命力量同拯救民族危亡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顺应历史潮流，化危为机、转败为胜。

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到1935年初，陕甘边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分别下辖1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十五军团组成后，陕甘根据地取得反“围剿”新的重大胜利，成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全国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作用作出高度概括。从地理位置上看，陕甘革命根据地地位使西北红军避开了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给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造成了较大困难。从地形特点上看，陕甘边地区和陕北地区有着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良好地理条件。从群众基础上看，反动统治阶级横征暴敛，人民群众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有着实行武装割据的基础和条件，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成和发展。从领导指挥上看，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领导骨干，坚持从中国和西北地区实际出发，坚决抵制“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独立自主处理重大问题，从而使西北红军、西北根据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得以创建、生存和发展。

吴起是陕甘苏区的西北大门。吴旗1942年置县（今吴起县）之前，分属甘肃华池县、延安保安县、榆林定边县和靖边县所辖。1928年，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开展革命活动，与曹力如、王子宜一起建立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宁山支部，揭开了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新篇章，在吴起川播下革命火种。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保安游击队等经过多年革命斗争，使得吴起广大地区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935年10月，吴起镇属红色苏维埃政权赤安县六区一乡所辖，吴起境内除了西北面的头道川、二道川和东北面的周湾罗涧沿岸等地还是游击区外，其他地区都成为了苏区，是陕甘苏区的边境地区和“西北大门”，地理位置十分突出。

二、历史偶然

偶然性虽然不能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但是却可以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赋予发展过程以不同的外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最终在吴起镇宣告这一任务胜利完成，3个偶然因素在大方向中起到了明确具体方向和加速进程的作用。

在哈达铺发现《大公报》等报纸。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中共中央搜集到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从中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如1935年7月23日《大公报》载：“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由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8月1日《大公报》载：“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支不过万余。匪军军长刘子丹（刘志丹）辖三师，为匪军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徐海东于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其后匪部即过蓝田出终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9月22日，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完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改编，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听取贾拓夫的汇报。贾拓夫，陕西神木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遭敌人破坏后，于1933年年底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1934年初，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在得知陕北红军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找来贾拓夫，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

榜罗镇会议。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当晚，贾拓夫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为党中央了解陕甘苏区提供了重要情报。会议认真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国内外形势，一致同意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正式确定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三、历史必然和偶然的统一

必然性只有通过大量的偶然性才能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榜罗镇会议后，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直奔陕北，袭占通渭城，跨过西（安）兰（州）公路，越过六盘山，经陇东镇原，之后北上绕道环县，晓行夜宿，长驱东进，一路与国民党围追之敌边打边走，快速行军，于1935年10月18日进入今陕西省吴起县铁边城镇境内，夜宿张湾子，19日胜利到达陕甘苏区西北大门——陕北吴起镇。

吴起镇“切尾巴”战斗。当中央红军离甘进陕之际，蒋介石即刻电令东北军何柱国、宁夏马鸿逵等部骑兵追击。马鸿宾三十五师骑兵团，何柱国骑兵第三师、第六师等，于10月18日拂晓从甘肃环县河连湾出发，协同尾追红军。19日，毛泽东随陕甘支队一纵队首先抵达吴起镇，随后二、三纵队也进至吴起镇附近宿营。当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方案，电令彭德怀“以作战姿势”对部队作出部署。20日，毛泽东、彭德怀等进一步商讨作战方案。毛泽东说，“打退追敌，决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来”。这句话成为红军的动员令。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指示，具体部署和指挥了这次战斗。陕甘支队设伏于吴起镇以西的头道川、二道川及平台山一带。21日晨7时左右，敌进入埋伏圈，战斗全面打响。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一举击溃国民党军骑兵4个团，歼敌数百人，俘敌官兵200余人，缴获战马200多匹和一批迫击炮、重机枪等。吴起镇战斗是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苏区的第一个胜仗，配合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在甘泉战斗的胜利，从而粉碎了敌人的追击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陕北站定了脚跟，配合红十五军团粉碎敌人新的“围剿”计划，开辟了苏维埃在西北的新局面。

吴起镇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会议结论。报告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了2000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吴起镇会议是为完成中央红军长征任务而召开的最后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确定了党和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提出了今后的战略任务，实现了从“战略转移”到“战略立足”的历史性转变，从而开始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根据地的新的历史进程。正如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所说的那样：“到达陕北苏区，长征最后的任务完成了。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央红军长征在吴起胜利结束的历史启示我们，树立大历史观，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增强历史自觉，顺势而为，奋发前行，就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作者系吴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起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