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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虽热 什么才是真传统?

来源:北京晚报 2021-10-15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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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金廷标《仕女簪花图》轴

2003年11月22日,河南郑州街头突然出现一位身着汉服的网友(网名壮志凌云,本名王乐天),被路过的新加坡记者拍到,据此写成报道《汉服重现街头》,引起强烈反响。

赞者称重拾汉服,体现了文化自信。

弹者称状如唱戏,毫无意义。

恐怕王乐天也没想到,十多年后,汉服爱好者已达600多万人,市场价值超百亿元。随着“汉服粉”群体快速扩张,也引发内部分裂——复古派与发展派势同冰炭,体现出汉服概念本身的混乱。

什么是汉服?汉服等于国服吗?复兴汉服就等于复兴传统吗?汉服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国服装史如此漫长,什么才能代表汉服?汉服能否适应现代社会……种种疑问,至今未能达成共识。

汉服能热,靠的是两点:

其一,在互联网催生下,亚文化圈崛起,各种汉服视频让年轻人直观地看到了汉服之美,被它所吸引。

其二,古装网剧盛行,激活了人们对传统的想象。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汉服虽热,但热的是现代表演中的汉服,而非真实的汉服,甚至汉服这个概念都是虚拟出来的,其历史合法性难确立。

因此,有必要对汉服史进行一番梳理。

古人不知道啥是汉服

汉服发端于何时,尚存争议。

《周易·系辞》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将服制拔到治国之本的高度。

在《周礼·春官》中,规定帝王的服装是六冕四弁,“凡兵事,韦弁服。视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就是说,平时办公要穿皮弁服,即鹿皮帽、白布衣、素裳。此外,“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命屦、功屦、散屦。凡四时之祭祀,以宜服之。”即祭祀时,命妇(有封号的妇女)要按规定穿鞋。

不过,春秋时,这些规矩已成空文。

据《墨子》记,齐桓公“高冠博带”(戴高帽,系宽腰带),晋文公“大布(宽幅的土布)之衣,羟(音如枪,是一种名贵的羊)羊之裘”,楚庄王“鲜冠组缨(光鲜的帽子,用绳系在头上),绛衣博袍(红色大袍子)”,勾践则“披发文身”。

根本看不出礼仪制度的踪影。

在文献中,汉服的最早记录来自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简牍,即:“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此处汉服是相对于楚服而言,二者都是“曲裾”,即将衣和裳合为一体,又称“深衣”。“曲裾”本是秦制,被汉朝继承,魏晋时失传,宋代曾一度复兴,却被视为“服妖”(引发亡国的服装),遭严禁,此后无传。

可见在古代,汉服是一个模糊概念,不同时期、不同人,对它的理解各异。一般情况下,只在说明与他人有别时,才使用汉服一词。

正式礼服每代都不同

中国疆域广阔,跨寒带、温带、亚热带三个气候类别,各地生存条件不一,着装必然不同。即使是正式礼服,每代亦不相同。

“汉服粉”常称汉服有两大传统:其一是“上衣下裳”,其二是右衽(左前襟压在右襟上)。误以为是“独特的文化基因”,这种认识不正确。

首先,“上衣下裳”源于生活的实际需要,不是特殊设计。

从出土的商代雕像可见,人物多着“上衣下裳”,似乎符合传统。事实上,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直到春秋时,中原仍无裤装,下身只着“胫衣”,近似现代护腿,至膝盖即止。所以,下身需着裳(近似于裙)御寒、遮羞。

裳短,稍不小心便走光,所以《礼记》规定:“暑勿褰(音如牵,意为撩起)裳,褰则下体露矣。”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对“上衣下裳”不屑一顾:“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其次,在出土的商代、周代雕像中,左衽、右衽、对襟均有。

孔子曾说:“微管仲,吾被发左衽。”被后人误读为游牧人左衽,中原人右衽,是自古的礼法规定。其实《礼记》中明确写道:“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可能是为了与祭祀区别,且比较方便,日常多右衽,游牧人右衽则妨碍射箭,所以多左衽。

可见,左衽与右衽与是不是汉服无关。

能吃百家饭才是真传统

在历史上,中原服装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已很难清晰区分汉服与胡服的区别。

东晋时,葛洪便说:“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忽粗忽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

在游牧文化冲击下,裤褶(肥管裤,本是军服)、裲裆(相当于今天的坎肩)、半袖衫等融入到汉服中。汉初裤子无裆,用绳系在腰间,到汉昭帝(前87年-前74年在位)时,有了裤裆,但不缝合,称为“穷绔”。《晋书》记学者郭璞到越城(今属南京市),“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裤褶遗之”。可见江南当时刚接受合裆裤。

唐代时,圆领服、皮靴、羃离(羃音如密,羃离就是斗笠四周垂下纱幕遮脸,古装片女侠多用,其实唐代贵妇出行一般会用)、蹀躞(腰带上的小钩,可携带日常用品)等都来自胡服。女着男装也是胡俗。

宋代沈括曾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靴,皆便于涉草。”

甚至屡受外辱的南宋,也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名臣范成大的《揽辔录》载:“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

《续资治通鉴》记,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时,有大臣说:“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声音乱雅,好为北乐,臣窃伤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

朱元璋常戴瓜皮帽

也许是实在分不清哪些算胡服,哪些算汉服,如今“汉服粉”多尊奉宋代、明代的传统服装。

宋明外患严重,中原观念相对强烈。

宋徽宗多次下诏严禁胡服:“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蕃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一种妇女靴裤)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为了禁胡服,宋徽宗甚至说出“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久矣,人不知耻,未之有禁,非用夏变夷之道”这样的狠话。

至于明代初期,通过“去元化”,刻意遮蔽草原文化。朱元璋下令禁胡姓,甚至连复姓公孙,都要改姓孙,并禁胡语、胡服,从而“上承周制、下取唐宋”。

可严令之下,明朝皇帝却不知大帽、钹笠帽、毡帽、瓜皮帽等都来自草原,皇帝自己戴,群臣也戴。

明太祖朱元璋还给瓜皮帽起了个新名——“六合一统帽”。据《豫章漫钞》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筒,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其实,明朝人自己也知这种说法靠不住,嘉靖名臣靳学颜便写道:“元人帽制必圆而六瓣。”

此外,元朝的质孙服(上衣和下裳结合为一体,锦衣卫后改成飞鱼服)、胸背(即后来官服上的补子,此说有争议)、比甲(棉披肩)、搭护(近似今半袖背心)等,都被明朝继承。体现出古人的灵活性:不是死守道德原则,一味“昭名分,辩等威”,也很重视实用。

章太炎为何穿西装

1644年,清军入关,到1646年,江南被基本平定,遂强化“薙(通“剃”)发易服”,如《东华录》所载:“今者天下一家,岂容违异,自今以后,京师内外,限旬日尽令薙发。”薙发的同时,还必须换服装——明代正装基本被禁。

早在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便下令:“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徇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

可见,“薙发易服”是长期策略。至于“十从十不从”(男、生、阳、官、老、儒、娼、仕官、国号、役税必从;女、死、阴、隶、少、释道、优伶、婚姻、官号、文字语言可不从),出自野史,不足为凭。

清代晚期,仁人志士纷纷走上反清自强之路,他们一边发掘、宣传野史,甚至加以编造,以鼓动民族情绪;一边用剃发、易装来表达反抗决心。

1900年,章太炎在东京得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认为清朝已亡,“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并说:“欧罗巴者,于汉为大秦,与天毒略近,其衣虽窄小,衽皆直下,犹近古之深衣,惟吾同胄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盖与箸浮屠衣无异趣云。”

意思是西装约等于中国古代的深衣,日本也采用了,穿它和穿佛袍是一样的。

在章太炎等人的鼓动下,西装被革命者们接受。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正式公布以西装作为男女礼服。1918年,改成中山装。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下令商人黄隆生,参照日本学生装改造而成,仍属西服。

短褐应得到更多重视

1918年后,中山装、旗袍都一度被视为国服,特别是旗袍,经多次改造,完全可视为汉服,但和后来的唐装一样,因包含了清朝元素,遭“汉服粉”排斥。

于是,宋明服饰便成了汉服,它形制华丽,美学风格与众不同,但始终未引起国际服装设计师们的注意,这可能与“汉服粉”误解了和服有关。

表面看,日本在接受西装的同时,没放弃和服。学者张小月在《汉服运动的现状与问题》中指出,成人式的和服“制服化”完成于1970年代中后期,成人节则是1948年才正式制定的,保留和服因实际生活需要,复古、重传统、强化民族意识的意味不多。

今天日本的和服多是“小袖”,并非贵族服装,而是小商人着装,方便生活。相比之下,今天的汉服除祭祀、郊游、拍照等少数场景,较难融入工作、生活中。

太重视历史传承,忽略了实用,国外用户、设计师等无法参与。只是自己玩,别人不融入,就自己限制了自己。

其实,汉服有方便版,即短褐(音同竖鹤)。短应写作裋(音竖),裋褐即褐布竖裁,是“劳役之衣,短而且狭”,古人说“竖子”,即指穿裋褐的小孩或童仆。但在影视剧中,裋褐设计欠光鲜,且着裋褐的人物非主角,给人们以不佳暗示。

年轻人喜欢古装风,近20年的时间里已经蔚然成风。世上任何事都有缺点、不足,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热情去做,就值得鼓励。如能减几分浮躁,多接一些地气,相信未来的汉服将更辉煌。(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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