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以前延后展的视野，回溯研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8日至30日在吴起十三天的历史，意义重大。党中央在吴起十三天，不仅宣告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为红一、四、二方面主力红军1936年10月成功会师、落脚陕北奠定基础，而且在政治、思想、军事、组织、战略和精神上开启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伟大历程。

在政治上，持续高举“北上抗日”的伟大旗帜，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进军

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并组建和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长征途中，特别是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坚定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才使得红军长征最终落脚陕北，陕北成为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大后方。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标志着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在吴起期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伟大旗帜，到处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标语，大力宣传“北上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反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把反帝和土地革命直接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党和红军实现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起到了决定性推动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进军。之后，随着瓦窑堡会议的召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洛川会议的召开，中国共产党以非凡的远见和担当，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抗日救国新道路。

在思想上，及时结束“左”倾错误路线在陕甘苏区的危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实事求是，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然而，处于“幼年的党”“有一极大的弱点”，那就是“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不够，因而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异常的曲折和艰难。 1935年9月下旬，在陕甘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扩大化”运动，并且迅速地把西北革命推入到了极端危险的境地。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吴起镇时，就通过当地干部张明科、王玉海、龚逢春等人听取到陕北“肃反”和刘志丹等人被捕的消息，于是，党中央立即派出贾拓夫、李维汉等携电台寻找刘志丹，毛泽东等以中央名义及时发出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果断地停止发生在陕甘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运动，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在陕北党内存在的极端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党员领导干部，“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至此，在“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之后，简单化、扩大化的党内肃反斗争也悄然终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功地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军事上，以吴起镇“切尾巴”战斗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启了党领导人民军队军事斗争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从根本上排除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指挥领导，决定以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会后，毛泽东不断地凭借其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用声东击西、虚实结合的战术，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军事神话，扭转了红军长征中的被动态势，进而使长征“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然而，刚落脚陕北吴起镇的中央红军，面临着如何立足与发展的问题。1935年10月18日晚，敌先头部队抵达铁边城以西宿营，尾追红军陕甘支队不放。是夜，中共中央在铁边城张湾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入陕作战问题。10月19日晚，毛泽东又主持召开红军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决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21日清晨，毛泽东亲自登上吴起镇以西的平台山指挥战斗，直至胜利结束。平台山因此改名“胜利山”。至此，中央红军切断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从而得以在陕北站定了脚跟。其后，当毛泽东、张闻天获悉国民党重新增强兵力，准备对陕北苏区继续发起第三次“围剿”后，10月27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首先“南下”会师红十五军团，并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开启了党领导人民军队军事斗争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新起点。从此，党领导人民军队相继取得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和山城堡战役等重大军事斗争的胜利，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1949年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组织上，始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团结统一，开启了党的核心领导和集体领导的新阶段

党的核心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央红军长征在吴起的胜利结束，用雄辩的事实检验了遵义会议决策，检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共中央在吴起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和军队干部会议，始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多次在会上作报告，都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每次会议的结论报告也基本上以毛泽东的发言为主。10月27日，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在提出加强部队领导干部的团结“应以政治委员为中心”、发扬其他同志的长处时，还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和组织人事安排，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此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威信和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形成，开启了党的核心领导和集体领导的新阶段。直至党的七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正是党的核心领导和集体领导，才“让党的主张”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最强音”。

在战略上，正式确立“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行动方针，开启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时期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之前，曾预想湘西能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落脚点。然而，湘江战役时，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后遭到惨痛损失。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实行通道转兵，转而向西，挺进贵州。在黎平会议时，又继续转兵，转向西北，挺进遵义，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之后，经过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会理会议，到两河口会议，决定“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经过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不仅强调“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而且还要求红军主力“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后，俄界会议决定“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打通国际联系。到哈达铺时，中共中央初步决定到陕北去。到榜罗镇时，“最后才决定落脚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之后，党中央率领改编后的红军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而胜利抵达吴起镇。从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有了一个可以重新立足的落脚点，在吴起完成了战略转移，取得了战略立足，开始了战略出发。10月22日，党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会议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决定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特别是在吴起镇确定首先“南下”的军事方针后，会师红十五军团并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开启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时期。党中央“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成功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迎来了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曙光。

在精神上，与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一脉相承，开启了延安精神滋养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征程

伟大的长征铸就伟大的长征精神，它同之前形成的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一脉相承，为延安时期培育形成以坚定正确政治方向为灵魂、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根本的伟大的“延安精神”提供了源头活水，给予了丰厚滋养。经过一年无后方的艰苦长征来到吴起时，中央红军进行了紧迫的补给休整。在休整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伟大旗帜，坚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当听到陕北“肃反”和刘志丹等人被捕消息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调查情况，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果断地停止发生在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中央红军在极度疲惫、给养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短暂休整后便踏上了新征程，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中央红军还将从当地敌匪那里缴获的粮食分发给群众，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从吴起开始，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十三年，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用延安精神滋养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从此，延安精神成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传家宝”，是我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传承。

回望历史，观照现实，启示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黄先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研究员、博士；刘治宜，吴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起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来源：延安日报 2026.8.28 第7版 理论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