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城市芝阳镇陶渠村东北、西赵庄村西，坐落着跨越芝水河南北两岸的陶渠遗址。早在20世纪80年代，陶渠遗址便被发现。该遗址是关中地区两周之际为数不多的畿内封邑遗址，对研究周代的分封制、政治地理、“夷夏融合”等问题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020年5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韩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陶渠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过三年多的工作，基本摸清了陶渠遗址的年代、布局、结构等情况。陶渠遗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遗址北部以东西向壕沟为界，有高等级居址区、普通居址区、大型墓葬区、中小型墓葬区等。

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考古曾经让无数人惊叹，而陶渠遗址考古发掘再次刷新了外界对这片土地的认知。2020年，考古人员开始对陶渠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出土的铜戈上发现了“京”字铭文。

11月17日，陶渠遗址考古队队长耿庆刚告诉记者：“发掘前，学者多认为陶渠遗址是春秋时期梁国遗址。但根据葬俗和铭文‘京’戈等证据，考古人员基本上确定陶渠遗址与‘梁’无关。”

2020年至2023年，考古人员对陶渠遗址的发掘主要集中在3个区域：陶渠遗址中部的高等级建筑区、大中型墓葬区（完成8座“甲”字形大墓及中型墓M38、M41等的发掘）、芝水河南岸西赵庄小型墓葬区。

2021年，考古人员在调查时发现了陶渠遗址高等级建筑区，并在2023年揭露建筑基址一处。其中，考古人员发现有夯土台基以及柱坑1处、扰动柱础石多处，清理多个应为建筑废弃后倒塌形成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堆积处。考古人员共发现9座“甲”字形墓葬，发掘其中的8座。其中6座大墓均发现有1—3个数量不等的殉人。较为特殊的是M29东北侧殉人为“俯身葬”，M16采集有“玉覆面”残片。

“甲”字形大墓在墓道中均埋葬有数量不等的整车马，马车有两马、驷马之分，根据墓葬规模略有等差。M16、M31埋葬7辆车，M17墓道埋葬6辆车，M1、M26、M28、M29墓道埋葬5辆车，车辆在墓道内依次排列。个别车舆内有放置器物的现象，如M28墓道一号车车舆内出土铜鼎、铜甗；M16墓道一号车车舆内出土2件铜戈，均有铭文“京”字，三号车车舆内出土3件铜铃和1件铜小罐。

考古人员在发掘完成的“甲”字形大墓以及车马坑K1的填土中发现板瓦、筒瓦、陶器残片，部分墓葬及车马坑等的填土中还有原始瓷片、骨器、制骨废料等。这说明在大型墓葬建造之前，此区域或是高等级居址区、制骨作坊。

考古人员共发掘7座中型墓，均为东西向竖穴土圹墓，位于“甲”字形墓的东西两侧。墓室四周有活土二层台。M23、M32墓室底部有腰坑，坑内殉狗。墓葬被盗掘严重，仅残存少量陶器、海贝、石磬、铜器残片等。

M41是陶渠遗址高等级墓葬中唯一保存完整的墓葬，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室四周有活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椁一棺，棺椁之间发现大量泥珠、石坠等，应为棺饰。M41出土铜器有5鼎、4簋、2壶、1甗、1鍑、4鬲、2矛、4戈、2凿等。

陶渠遗址西赵庄墓葬区共发掘春秋早中期小型墓葬4座，墓葬均为东西向，墓室面积5至7平方米，葬具为一棺一椁。其中，M4在棺椁之间随葬陶器组合为2鬲、2簋、2盖豆、2豆、3罐。

《竹书纪年》中有“芮人乘（偷袭）京”的记载，而陶渠遗址与梁带村芮国遗址直线距离仅22公里，进一步证实陶渠遗址为“京”邑的合理性。考古人员介绍，一方面，陶渠遗址作为周代畿内罕见的异姓封邑，年代又集中在春秋早中期，应与周王室东迁后的周代封国变迁有关；另一方面，韩城所在的黄河沿岸是沟通中原与北方的重要通道之一。梁带村和刘家洼两处遗址中均发现了典型的戎狄文化因素，陶渠遗址亦不例外，其与戎狄文化接触的深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考古人员在以陶渠遗址为中心的芝水河两岸发现多处两周时期聚落遗址，并新发现了龙山晚期（夏时期）的陶渠南遗址、商代的西赵庄遗址、东周时期的三甲遗址、大鹏村战国魏时期遗存以及秦汉时期墓地，出土了大量金器、陶器、铜器、玉器等，为研究以韩城为代表的黄河西岸先秦考古学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对黄河文化挖掘、阐释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