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钦鎏金佛造像。

在西安博物院，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展厅：“宝相庄严——长安佛教造像艺术专题展”。在这里陈列的文物，涵盖了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再到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佛造像，不论是从数量上、种类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称得上是对中国佛教艺术史的完整呈现。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阵容”豪华、精彩纷呈的佛造像合集中，董钦鎏金佛造像仍然能够凭借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从馆藏的数百件佛造像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个中翘楚、镇馆之宝。那么，它是如何以独特魅力艳冠群像的呢？

董钦鎏金佛造像

职称：国宝级

出生时间：隋代开皇四年（公元584年）

户籍登记时间：1974年

籍贯：西安市雁塔区八里村

现住址：西安博物院

发现：农田里的佛造像

让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74年。当时，西安市南郊的八里村，村民像往常一样平整土地，而就在翻土的时候，意外刨出了一尊沉甸甸的佛造像。尽管在地下掩埋了千年，这座佛造像却仍旧保存完好。将表面的污渍稍稍拭去后，村民们不禁为其金灿灿的光泽、精致繁复的造型感到震撼。直觉告诉他们，这件文物不简单。

果不其然，像这样规格形制的佛造像是个稀罕物，即使在今天，国内发现的也仅有三尊。

很快，这座佛造像送到了西安市文管会文物库房（西安博物院前身）的工作人员手中。按照常理，如此精美的佛造像应该出现在佛寺、宫殿、府院等地，可为何却被掩埋在农田？尤其是其出土地附近一带，自隋代以来一直人烟稀少，长期被用作农田，罕有佛教建筑、佛教活动。

正当考古专家困惑不已之时，一项新发现令他们兴奋不已。原来，他们在清理这尊佛造像的高脚床时，突然发现床的侧面和背面摸起来有轻微的凹凸感。

仔细观察确认后，上面果然刻有铭文，再一细数，铭文竟长达118字，充分表明这尊佛造像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研究价值。

铭文的开头写着：“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具闻正法。”开皇是隋文帝的年号，也就是说，这尊佛造像是在隋文帝四年（公元584年），由一位叫董钦的河北武强县丞出资铸造的，距今已有1400余年。铭文不仅记录了供养人的身份信息，还明确了这尊佛造像的年代。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却对铭文的内容产生了疑惑。因为这尊佛造像不但通体鎏金，而且每个部件都铸造精良，连佛像面部的表情都刻画得十分细致，这样精湛的工艺只有在皇家的佛造像上才能见到。

可佛造像的供养人董钦只是一个县丞，想要供养这么一尊造价高昂的佛造像，是非常奢侈的行为。带着疑惑，专家们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没有找到更多有关供养人董钦的信息。如果董钦确实只是一个县丞，那他为何要耗费巨资来打造一尊鎏金佛造像呢？

有专家推测，这可能和董钦生活的时代有关。文献资料表明，隋文帝推崇佛教，曾颁布许多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政策法令，佛教在中原地区得到长足发展，所以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许多家庭都供养佛造像。这样一来，董钦倾尽家财来打造这么一尊精美的鎏金佛造像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在确认了董钦供养人的身份之后，这尊佛造像便被命名为“董钦鎏金佛造像”。

游客在董钦鎏金佛造像展柜前驻足观赏。

造型：北齐之风入关中

隋代佛造像的一大特点是注重群像的整体效果，因此出现了多尊组合一铺的佛教造像群，而董钦鎏金佛造像则是现存成铺造像中最为精美的一尊。它通高41厘米，座长24.6厘米，宽24厘米，通体鎏金、比例适度、制作精美、金光灿灿，显得富丽堂皇。

从布局上看，董钦鎏金佛造像由阿弥陀佛、二菩萨、二力士、一香熏和一张四足方床、两蹲狮组成。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束腰莲花高座上，两掌手心朝外分别施无畏印和与愿印，螺鬓、袒右肩、着袈裟，有莲瓣形顶光。胁侍二菩萨上身裸露，着项臂钏，璎珞重重，双足跣露。两躯金刚力士在前侧身相向而立，一手握拳一手执金刚杵，瞋目怒视。弥陀莲床前下置一香熏，由一裸身力士用力托撑。高足床前有一对狮子，昂首挺胸，筋肉鼓起，露齿张嘴作吼叫状，充满着力量感。

尽管内容体量很大，但董钦鎏金佛造像繁而不乱，错落有致，同时还兼顾做到了造型优美、形神俱佳，是目前发现的隋代金铜造像中造型结构最复杂、保存最完整的佛造像，充分体现了隋代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工艺制作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佛造像由23个单独铸造的部件组合而成，各部件间有插榫孔眼相接，可自由拆卸、组装，便于供养者携带搬运，体现了工匠高超的铸造工艺，是早期金属佛造像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从造型上看，董钦鎏金佛造像着力展现佛教人物的优美形体与姿态。不过，西安博物院副院长王锋钧注意到，这尊佛造像在风格上与馆藏的其他隋代佛造像存在明显区别。董钦鎏金佛造像的佛和菩萨的身躯修长，菩萨身上的璎珞是斜披的。对比之下，馆内其他隋代时期的佛造像，菩萨的身材则比较丰满，璎珞也是挂在胸前，很少有斜挎式。而且，佛身上的袈裟样式是袒右肩的，这在隋代以前的长安地区非常少见，反而具有鲜明的北齐风格。

既然同为西安地区出土，又同为隋代佛造像，董钦鎏金佛造像为何会如此与众不同呢？

“隋代时期的佛造像，样式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以隋朝都城大兴城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盛行的是北周的风格；而以济南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则是继承了北齐的风格。”王锋钧说，从铭文上董钦的身份信息可以得知这尊佛造像上的北齐风格从何而来。但至于为什么这尊佛造像会出现在长安，目前只能推测，董钦从河北武强县调到大兴城任职，信奉佛教的他在上任时随身携带了这尊佛造像，这才导致一尊北齐风格的佛造像千里迢迢来到了北周故地。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当年的具体情况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董钦鎏金佛造像为后世研究隋代的佛教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董钦鎏金佛造像侧面的铭文。

铭文：摆脱疾苦的安乐梦

董钦鎏金佛造像的发现，不仅为我们了解隋代的佛教传播、佛教造像艺术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也是我们观察隋代社会生活面貌和风气的一面镜子。

在长达118字的铭文中，除了时间断代、董钦的身份信息外，还记录了董钦铸造这尊佛造像的缘由、许愿的誓词和赞词。铭文除两字漫漶不清外，其余清晰可辨。

“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具闻正法。赞曰：四相迭起，一生俄度，唯乘大车，能驱平路，其一；真相□□，成形应身，忽生莲座，来救回轮，其二；上思因果，下念群生，求离火宅，先知化城，其三；树斯胜善，憨诸含识，共越阎浮，俱食香食，其四。”

铭文中提到的“弥陀像”，是佛教净土宗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信仰。赞词所提及的“四相”“大车”“莲座”“回轮”“胜善”等词，均出自佛教经典，简略地阐释了佛教净土宗的思想要点。尤其是“共越阎浮，俱食香食”，更是明确表达了董钦希望“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等人能够摆脱人世疾苦、到达西方净土世界的美好祝愿。

董钦鎏金佛造像背面的铭文。

从中可知，董钦是为皇帝和亲人祈福而铸造、供养了这尊佛造像。而且，他的祈福并非一种盲目的行为，而是出于他对净土宗的虔诚信仰，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这反映出董钦从臣子、丈夫、家人、亲眷的人伦角度发愿，希望借助净土信仰来解决皇帝和亲人的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心理问题，甚至是对于人生的终极关怀。

董钦的行为不是个例。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刚刚结束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但乱世的疾苦依然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平民百姓对现实生活缺乏安全感，习惯性地寻求神佛的庇佑，把希望、理想、福运都集中寄托在佛造像上。隋文帝也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大力提倡佛教，推行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的统治政策，使佛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造像之风由此更为盛行。

但归根结底，以董钦铸造、供养佛造像为代表的信仰行为之所以流行，并不是因为人们如何重视天上的净土世界，而是出自对人间的净土世界的深切渴望，反映了民众向往富足、平静生活的心理活动和精神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董钦鎏金佛造像正是对历史文献材料的有力补充，对于研究隋代佛教的流行状况和探知民众的心理世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记者手记

合北朝精粹 开盛唐新风

即使是对董钦鎏金佛造像的国宝名头早有耳闻，在寻访它的过程中，记者也仍不免感受到，它在西安博物院的佛教展厅中是一枝独秀的特殊存在。在四周体型庞大的石刻佛造像的映衬下，它愈发显得金碧辉煌、熠熠生辉，彰显出与其他佛造像迥然不同的艺术美感和独特魅力。

自从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会中国古代艺术精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汉传佛教造像艺术。在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造像的风格也发生过几次较大的转变，但总的来说都是以表现男性健美身材为审美主流。稍后的唐代则是佛教发展的另一个高峰期，而这一时期佛造像的审美特征已经转为表现女性窈窕之美。

隋代恰好是上承北朝传统，下启唐代风格的过渡期。作为隋代佛造像的代表作之一，董钦鎏金佛造像将新旧之风融合为一，对于这两种艺术风格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

居于方台中央的阿弥陀佛，头顶上的肉髻较低，明显是继承北周与北齐佛像低平肉髻的特点。然而，与北周、北齐佛造像常见的直筒状身躯不同，这尊阿弥陀佛有着窈窕纤细的身材，面容清秀，颈部较长，与唐代所流行的风格更为接近。

在香炉两侧，二力士则继承了北朝佛造像的部分艺术风格，如愤怒状面容、菩萨装、结实有力的身躯等。但相对北朝佛造像而言，二力士的身材更显窈窕，很有可能是受到女性化造像风尚影响所致。

此外，胁侍的二菩萨像均有女性特征的窈窕身段与秀丽面容，帔帛随意地挂于双肘处，没有强调佛造像的程式化要求，反倒与后来唐代宫廷女官的穿戴方式十分相似。

董钦鎏金佛造像所呈现的多重艺术风格，表明其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混杂、新旧风格交替的特殊时间节点，其制作者对于不同风格的艺术审美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取舍。

在董钦那个时代，佛教虽然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但关于佛造像的形象却还尚未形成统一的塑造样式，万千个佛教徒供养着万千种不同形象、规格、样式的佛造像。就董钦鎏金佛造像来说，这也许只代表深谙佛理的董钦对于其心目中佛应有的形象的理解与塑造，也许只是对董钦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反映。但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而言，董钦鎏金佛造像经由手艺高超的匠人精心打造后，仍然不啻为一次对佛造像艺术风格的突破性探索。（陈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