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乔叶向读者分享创作经历。

从河南乡村小学的讲台，到中国文学的最高领奖台，乔叶用笔丈量出一条独特的路。4月10日，这位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70后女作家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与读者见面，分享了她与《宝水》的故事，也袒露了获奖之外的真实心境。

记者：《宝水》中有个不可或缺的灵魂角色——奶奶。这是否和您的现实经历相关？

乔叶：我是被奶奶带大的。她是奶奶，却更像一位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多，小时候总觉得她偏心，重男轻女、不爱我。当我写作后，随着她的形象反复出现，我开始理解她，理解她当时的局限，理解她对我不一样的爱。写作也是治愈的过程。

记者：很多人为《宝水》打上“新山乡巨变”的符号，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提法？

乔叶：我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什么宏大主题。写作是我有话要说。只不过，我写出了他人的心中所想，这是我作为一个平凡人的样本价值。

很多人说《宝水》写的是全新的乡村故事，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怎么可能全新呢？写一个乡村，尤其是一个具有历史感和积淀的乡村的时候，它一定是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

记者：您选择写《宝水》这样的乡土文学，是源于对故土的认同感吗？

乔叶：不，我觉得认同感这个词是一个顺向的词，意思是完全接纳。我对乡村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的认同，其中还有相当的不认同，相当的矛盾、痛苦、煎熬、困惑。这些构成了一个非常浓烈和复杂的乡村情感。《宝水》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情感驱动下完成的。

记者：您用8年时间完成《宝水》。其间，您的工作从河南调到了北京，您觉得北京的工作经历对这部小说是否有影响？

乔叶：这部小说是我2014年在河南正式动笔，2022年在北京写完的。

我在河南的时候经常跑村、泡村。跑村就是到全国各地去看乡村，为了素材的广度。泡村是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村庄深度观察。素材积累在河南的时候已经足够用了。

然而，怎样用这些素材，也需要技巧和方法。比如看一个水杯，有人只看到一个面，有人能看到20个面，20个面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当然要比一个面高级得多。

到北京工作后，我经常去参加或者旁听研讨会，会上有很多知名学者，他们提高了我的认知水平，让我更好地运用之前积累的素材。

可以说，河南给了我血和肉，北京给了我骨架。有个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不是河南，你写不出《宝水》；如果不是北京，你写不出这样的《宝水》”。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写作这件事情的，您希望通过作品为读者传递怎样的情感？

乔叶：上山打柴的时候就只打柴，不要想着烧火；烧火的时候就想着烧火，不要想别的。我写作的时候，只想着把这个书写好。

写作是从自我出发，《宝水》也是从我自己对乡村的情感出发。小说完成之后，交给出版社，变成了一种文化商品，才面临和读者相遇的命运。

《宝水》前后加印17次，应该有20多万的读者。大家的厚爱和关注，是我作为写作者莫大的幸福和幸运。

记者：您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后，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

乔叶：我觉得没有。我以前写过很差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文字是稚嫩、青涩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人的个子也不是一天就能长高。那是我的来时路。

我允许自己之前写得差，也允许获奖之后写得差。这是一个自然波折的过程，我可能写作水平有起伏，但只要很认真地去写就够了。我所有的获奖作品，都是尽心尽力完成的，剩下的等待时间就好了。

记者：可以看出您是很松弛的人，始终将目光放在自己身上，不受外界影响。现在，很多年轻人面临焦虑、精神内耗，您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乔叶：我其实很怕给年轻人建议，因为他们懂得很多，接受知识的渠道很多。

非要给建议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沉浸式阅读，读好书、读经典。

我想到之前清华大学有位老师的课，要求学生必须认真读完《战争与和平》，很多学生听到后就放弃了，但也有一些坚持了下来。当你读完这本书后，整个人对生活、对人性、对社会的认识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我经常说要读无用之书，无用之书有大用。

我希望大家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精神内核，不要被新技术带来的“新”裹挟，要在变化的时代寻找不变的精神定力。根扎得多深，树才能长得多高。（记者 师念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