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对如何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准确理解《意见》精神实质，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围绕《意见》形成6篇文章，对《意见》精神进行细致解读。

文 / 魏婕

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全文逾万字，囊括九大部分，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此次《意见》发布意味着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图”新鲜出炉。同时今年4月初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也第一次系统描绘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机制，由此可见在新时代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行动指南”已被描绘，于是在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原因、意义和着力点。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的肇因：要素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

在经济增长框架中，产出水平不仅受要素投入量和技术水平的影响，还与资源配置效率直接相关的，即一定量的要素被分配到不同行业或部门将直接决定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造成的扭曲，其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影响产生显著地促进作用。

基于转轨时期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的现实背景，大量的研究学者认为要素（资本和劳动力）错配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对于资源错配，传统资源错配多从微观层面展开，即资源错配会使企业的要素边际产出与要素价格不相等，从而使得要素投入比例发生偏差，引起企业间的产出和生产率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转轨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双重的体制特性造成了市场缺陷，资源错配会传导到宏观层面，即资源错配引起的要素市场扭曲、产业结构失衡、创新瓶颈约束以及地区间发展差异多会出现在这些国家。综上，学者楼东伟认为由于制度安排、政府管制、市场势力、对外贸易、信息非对称等因素的介入，使得要素的配置比例发生了相对于生产自然技术结构的偏离，从而引起生产效率下降的状态。

如果要素存在着错配，其必将会对TFP（全要素生产率 ）产生负面影响，即TFP损失。学者Heish and Klenow的开创性文献利用中国和印度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计算后发现，如果按照等边际收益原则改善中国和印度的要素错配情况，就可以使中国和印度的TFP分别提升25-40%和50-6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学者Restuccia and Rogerson认为这类国家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各类资源很难协调，就会产生资源错配。针对中国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国家的典型事实，展开了一系列有关资源错配的研究，均发现如果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将直接导致经济活动中的长期价格扭曲、效率低下，从而抑制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从而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阻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的重大意义

针对要素错配引致的效率损失，新时代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义明显，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是构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20多年来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商品和服务市场，通过改革，我国基本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机制，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已由市场决定价格，并建立了多层次的消费品市场。

相比商品服务市场，我国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影响了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对于形成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机制，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有重大的意义，更是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环节、核心内容和基本路径。

（二）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是形成各要素激励相容结构的基本手段。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特别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要素配置扭曲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和扩散性，由此造成一系列经济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特别是难以形成对要素的激励相容的框架和结构。而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关键在于形成要素激励相容的框架和结构，形成作对激励的制度前提，是解决制约全局深层次矛盾的重要突破口。

（三）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是重塑增长动力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2011年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从国际经验看，增速放缓并不必然陷入增长陷阱，重要的是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即寻求全要素生产率增进的空间。TFP增加的途径有多样，最主要的方式即微观主体的通过技术革新推动的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升TFP。除此之外，TFP增进的另外一种方式即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通过纠正资源错配，对资源进行重新合理的优化配置，在这种机制下可以使资源通过从低效率的企业、行业转移到高效率的企业或行业，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进一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所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通过增进TFP，在不增加总投入的基础上，实现总产出的改善，从而重塑中国增长的动力。

新时代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的关键着力点

党的十九大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便是针对当前中国要素配置扭曲开出的最好的药方。结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意见的思路，未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关键着力点在于：

第一，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迟滞是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所以要让市场机制成为配置要素的基本形式。

一是在资本市场，中国由于金融体系体制机制的缺陷，存在所有制的信贷倾斜、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歧视以及行为定价等问题，使得市场在资本要素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要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本要素价格的控制，降低进入退出的门槛，特别是针对金融领域垄断程度较高、融资渠道较单一、监管机制不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事实，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积极促进民营银行的发展，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银行业生态体系。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大资产管理公司”等。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改革金融业监管体系，加强不同监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与相互协调，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从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构建规范有序的资本市场体系。

二是在劳动力市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减退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方面要因实因需的调整人口政策，深入挖掘人口潜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另一方面更重要在于完善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尽快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在土地市场，长远谋划、审慎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以农村土地改革为土地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核心在于提升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即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民承包地流转以及宅基地有偿使用等政策推行原则和方式，通过权责明晰、还权赋能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另一方面，相比农村土地制度的完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方向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以精细化为特点，根本在于盘活土地存量资源，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具体来说，一方面加快市场建设步伐，培育更加成熟的土地二级市场，特别是健全土地二级市场的交易规则，优化交易流程，打破影响土地二级市场交易的壁垒和瓶颈，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完善对土地市场相关的监管制度，特别是应逐步调整现阶段以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做法，探索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长效机制，从而减少土地出让中的寻租空间，提升土地市场运行的透明度，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总之，完善要素市场核心关键在于限制和取消各级政府的过度干预，政府需要彻底从生产活动参与者、具体行为人和利益分享者转变为服务者、监督者、引导者等角色，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还市场予企业、个人等微观主体，逐步体现这类市场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

第二，破除行政垄断、持续推进国企改革，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是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表现为行政强制交易、地方保护主义、不当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等形式。破除行政垄断是纠正要素错配的关键，本质上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将依法依规作为治本之策，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并加大执法力度，为破除行政性垄断提供法律依据和准绳；另一方面需要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细则，并逐步清理和废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建设的相关规定和做法。

与此同时，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改善行政审批制度，放权让利、放宽准入、公平竞争，允许各种资本在更多的行业中自由进出，切实做到“让利于民（企）”。其中对于要素错配的纠正，最为关键在于打破垄断部门对要素的垄断定价权，特别是对垄断部门凭借垄断特权参与垄断收益分成要予以严厉打击和取缔，杜绝公共权力对于要素收入分配的侵蚀，促进公平竞争，主动强化维护，加强监督监管，真正消除行政性垄断滋生的土壤。另外要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变公有和集体资本挤占私有资本生存空间的局面，增加并拓宽私有资本准入领域；同时完善国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通过竞争等手段平等获得要素资源，优化资源在不同所有制间的平衡配置。

第三，正视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的形成机制和配置逻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围，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发挥数据对其他要素效率倍增作用的生动体现，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使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是要坚持要素市场决定，促进要素有序流动。充分市场在配置要素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要素流动的渠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从而实现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

二是健全数据要素运行机制，完善政府监管体系。面对新型要素数据的特殊性，要健全数据要素运行的机制和体制，探索政府调节和监管的机制和体系，做好放活与管好相结合，提升监管和服务能力，引导各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聚集。

三是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并根据数据性质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在新时代，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让数据和其他要素一起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

第四，降低市场分割，打破市场壁垒，加强区域协调以减少区域间的封锁和同质竞争。减少要素在地区间的错配，关键在于尊重市场，竞争优先理念的实践。即需要立足全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区域协调题中核心之意在于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壁垒，消除地区封锁，推动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从而形成分工有序的区域良性发展机制。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时，需统筹规划、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减少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加区域之间的利益分享，优化分工格局。

根据不同区域发展的特点实施更加细化的区域发展政策，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西部地区需要转变思路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强化深度开发模式，支持落后地区、薄弱领域探索特色发展模式，强化内生开发模式。东北地区需要破解曾经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遗留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激发市场活力，营造以市场为导向健康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中部地区应发挥承接东部、沟通西部的地缘优势，实施体制机制创新驱动战略以及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为中部崛起增加内原动力并提供外部驱动力。

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中国经济“领头雁”的作用，通过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打造中国开放型经济升级版，发挥其促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带动中西部发展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总之，中国各区域应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形成分工有序、错落发展、有所侧重、均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公平竞争环境的建立以及地区行政壁垒的消除打下基础。并在统一大市场的框架下，推进区域资本、人力资源、土地、技术、信用服务等市场建设，从而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顺畅流动和优化配置。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本文由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