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之一。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延安时期高度重视对党外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身体力行，不仅在政治上努力保障他们的职权，在交流学习中积极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在生活上也总是尽力关心和融入他们，最终成功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道路上来。

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延安时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十分重视保障党外人士在政治上的权利。

1940年，林伯渠根据中央指示在延安着力解决“三三制”政权建设问题。起初推行这一政策时，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部分党外人士感觉自身的职权得不到保障，意见得不到重视，就在工作中产生了消极抵触的情绪。1943年前半年，在一次由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主持召开的政务会议上，大家围绕一个文件展开讨论，讨论结束后，李鼎铭说“俺没意见”，但是在文件的最后批发环节他又迟迟不肯划行。原来李鼎铭口中所说的“俺没意见”，并非真正的没有意见。林伯渠觉察到这一问题后，迅速让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亲自与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商谈，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在同李维汉的交谈中，李鼎铭毫不掩饰地提出“干部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等批评意见。在李维汉向林伯渠汇报了谈话情况后，林伯渠同李维汉、谢觉哉等人就如何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以及如何改善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关系的问题商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每周举行一次向主席、副主席的汇报会议，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也参加，由各厅、处、院主管人员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再一条是，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过党组研究外，还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在这之后，李鼎铭积极参与到为边区政府建言献策的活动当中，著名的“精兵简政”就是由他率先提出而后被采纳的。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主选举出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事实。”李鼎铭的这段话不仅从正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巨大成效，而且从侧面反映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贯彻执行“三三制”政策的出色政绩。毛泽东曾称赞道：“陕北的‘三三制’政权搞得很好。从我们边区政府内部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归功于林老。”

林伯渠（右）与李鼎铭。

林伯渠对党外人士并非一味地无原则的联合，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共产党正确原则与立场的坚守之上的。他曾说过，对党外人士的团结，“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适当地进行原则的批评与斗争”。1942年，以李鼎铭、安文钦为代表的一些党外人士就边区基层干部作风、税收负担、党外人士职权大小等问题向边区政府提出了批评意见。经调查研究，林伯渠发现其中部分意见并不符合边区实际情况，于是他多次与党外人士谈心，耐心细致地就相关问题一一进行解释。其间李鼎铭身体不好，林伯渠便主动前往李鼎铭家里就相关问题予以疏通和解答，最终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观念。林伯渠对党外人士推心置腹、循循善诱的态度，受到了他们的一致称赞。李鼎铭曾说，他对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方针和政策，对毛主席的著作，对林老的品德和作风，五体投地、衷心赞成。

积极向党外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

延安时期，林伯渠经常与党外人士交流，利用不同场合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党代表期间，林伯渠广泛接触同情革命、主张抗战的党外人士，主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争取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办事。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的总部设在西安，下辖五个医疗队，其中两个设在延安。医疗大队的大队长万福恩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精神十分钦佩。林伯渠知晓后，高度赞扬了万福恩的抗日立场，并亲自登门拜访，进一步向其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策略。不仅如此，林伯渠还多次邀请万福恩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做客，每次都对其热情款待，礼遇有加，这使万福恩备受感动。据曾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联络副官的王荫圃回忆，万福恩曾对他说：“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像林老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没有一点架子，我非常敬佩！”在之后的抗战进程中，万福恩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许多及时且必要的帮助。有一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从河南洛阳买了一批奶牛，打算将其运抵延安。在途经临潼时，一批国民党武装特务分子出来捣乱，打伤了押运的警卫排长。为了顺利将这批货物送到延安，林伯渠亲自给万福恩写了求援信。万福恩在收到求援信之后，立即同当时在延安的医疗队队长薛培基商量解决事宜。经过商议，他们决定由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总部出面，澄清这批奶牛是英国大使馆给在延安工作的印度医疗队买的，这才保证这批奶牛成功抵达延安。

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林伯渠经常同担任边区政府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谈心谈话，向党外人士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帮助他们消除误解，提高认识，共同进步。抗战初期，边区开始推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时，以李鼎铭为代表的部分党外人士因对这一政策缺乏足够的了解，曾发牢骚说：“你们说是‘二五’减租，实际现在农民就不交租、不交息。”为了消除这一误解，林伯渠耐心向李鼎铭解释“减租减息”政策提出的背景和意义。他指出，这一政策提出之后，农民阶级中不交租不交息的现象是存在，但是地主阶级中重租重息和逼租逼息的情况更为多见。因此，必须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在自己着力解决的同时，林伯渠还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请示和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专门与李鼎铭等部分党外人士进行了谈话。通过其谈话和林伯渠的耐心工作，这部分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不再像之前那般消极应对。在之后举行的边区政府会议上，围绕“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李鼎铭主动调和道：“大家不要争吵了，我们边区政府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总不能站到老百姓的对立面去想问题、办事情吧！”最后成功统一了大家的意见，顺利通过了会议决议。

林伯渠在参议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林伯渠与西北著名教育家杜斌丞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相互之间的书信都是以“吾友”相称。交往中，林伯渠十分注重从政治理论和思想方法上去启发和引导杜斌丞，给了他很大帮助。1938年，林伯渠亲自将刚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送到杜斌丞手中，之后还多次就书中的观点与杜斌丞进行探讨，既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又提高了杜斌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正是由于林伯渠的关怀和帮助，杜斌丞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此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曾亲见林伯渠与杜斌丞两次谈话的常黎夫后来回忆道：“林老在谈话中着重讲了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和最后的结束语的重大意义。这对作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先生在政治上是极大的关怀和帮助。”在之后的日子里，杜斌丞一直把林伯渠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把他们之间的交往看作是“心往神交”。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对杜斌丞百般拉拢和利诱，都被他坚决拒绝，最终杜斌丞被国民党杀害。林伯渠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既为好友牺牲而悲痛，也对其气节表示赞扬，写下了“桥陵间气挺人豪，秋水襟怀松柏操。子美家风天此醉，文山遭遇节尤高。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告慰先生应瞑目，千章红叶满晴皋”的诗篇。

关心和融入党外人士的日常生活

林伯渠对党外人士的生活十分关注和重视。林伯渠强调，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不仅要在政治上有商有量，“日常生活上的来往接近，也同样重要。”他认为，党外人士的生活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生活习惯问题与物质待遇问题。

在生活习惯方面，党内部分同志因看不惯党外人士的一些行为习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总是同党外人士保持一定的距离。针对这种情况，林伯渠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因为看不惯党外人员的生活习惯，就不愿同他们接近，是不好的。要求党外人员像我们一样生活的情形，也是有的。某县姓唐的参议员兼副科长，生活习惯不大好，就取笑他，甚至勤务员也‘糖儿，糖儿’地对待他。某县科长是党外人员，下乡时生活不够艰苦，区政府干部就不大理睬他。”林伯渠认为，边区政府不能强求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与共产党员一样， 这样会使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加重，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共产党员不去过多干涉党外人士， 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便利。

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选出边区政府委员会，共产党员、非党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1/3，前排左二为林伯渠。

在物质待遇方面，林伯渠认为当时党内多数情况较为合理，但也存在两种处理不当行为：一种是过分迁就，党外人士要什么就给什么，要多少就给多少；另一种是规定党外人士领取的津贴要低于党内干部的供给标准。林伯渠强调，因为党外人士对自己的物质待遇格外关注，所以边区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慎重，要考虑到各边区党外人士具体情况的不同，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法，建议“各分区本着‘保证他和他的家庭生活能够维持’的原则，分别规定发给”。1942年4月，林伯渠批准了陇东分区关于适当提高党外人士津贴的意见，规定边区政府立即进行核办。1947年边区政府在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处置陕北大地主安文钦的土地和房产不当，林伯渠知晓这一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他把一部分房产归还了安文钦，并向其郑重致歉，这一举动使安文钦深受感动。

林伯渠还经常通过祭奠悼亡、吟诗作词、宴饮招待、拜会好友等方式加强同党外人士的交流和联系，借此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增进彼此感情。林伯渠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得知西安铁路局一位毕姓运输科长的母亲去世，林伯渠特意送了挽联。1941年9月5日，在延安，林伯渠倡议成立了“怀安诗社”，此后他经常邀请一些爱好诗词的党员同志和党外人士一道吟诗作词，宣传党的政策，活跃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1941年12月5日，林伯渠曾和李鼎铭一起在延安交际处设宴招待新闻界、文艺界人士，并借此机会向他们阐述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为了争取国内舆论，林伯渠通过各种集会宴会、拜会好友、接见来访的形式同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在林伯渠的感召之下，许多民主人士开始积极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支持共产党的民主主张，进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